1949年，国共内战局势基本明了，共产党已呈破竹之势，国民党则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而国民党仍然贼心不死，仍梦想着光复大业，组织了大批人员潜伏大陆，企图依靠潜伏人员获取情报，以破坏新政权的稳定。
冯静波正是国民党安插的一枚潜伏人员，任命的长官交予他一部电台、一本密码本和一台收录机，还有一把手枪，以及一张委任状。值此任命之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国民党大部队早就撤退，警察系统开始为新生政权服务，肩负了缉捕特务的任务，而国民党原先的特务系统也已经迁移台湾，没有上级的支持，有的随时可能被逮捕的风险，冯静波的特务的生涯注定充满凶险。更是要命的是，肖大力凭着一种直觉，认准冯静波是特务，就等着他露出马脚，于是他牢牢地监视着冯静波。除此之外，大陆多次掀起政治运动，开展政治斗争，通过这些运动，向人民群众灌输了安全意识，行迹可疑的人随时可能会被举报。冯静波的特务活动是难以开展的，特务身份是容易暴露的。那么怎么办？无非就两条路，一条是继续潜伏，一条是向公安机关自首。
如果冯静波向公安机关自首，假如新生政权长期稳定的话，那么面临他的自然是牢狱之灾，那就意味着失去自由，而且说不定不是失去自由那么简单，还有性命之忧。且不说官方会不会立马镇压，在一些批斗大会中，所批斗的特务常常也会被义愤填膺的群众攻击。冯静波又不如沈醉一样具有统战价值，不一定会得到很好的保护。站在那个历史时间，当时新生政权尚未稳定，在很多人心里，相信国民党是会反扑回来的，上演一出北伐成功的戏份。如果冯静波投降了，国民党会因为他的变节，想办法来暗杀他，万一国民党光复了呢，那他不仅没有获得荣华富贵，还会继续吃尽苦头。又从后来眼光来看，在那个强调敌我分明的年代里，他即使出狱，仍然要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随时可能会给他带来疾风暴雨。
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情势之下，冯静波选择了继续潜伏。令人意外的是冯静波的潜伏过程非常顺利。也许，冯静波和国防部二厅仅仅是单线联系，所以在这么久的镇压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之中，即使大量特务被搜捕出来，但没有一个特务将他供出来，即使大量的文件被搜集出来，但没有一个文件指出他是潜伏的特务。可以说他像是被国民党遗忘了。其次，冯静波的潜伏手段也很高明，他为防止自己的身份被人发现，故意地表现得很积极。例如，他娶曾经妓院的下人，宣称她是劳动人民，娶她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又例如，冯静波在宪法颁布之后，向周边人宣讲宪法内容和精神，表现得十分拥护宪法；以及推行公私合营之后，面对店主的不理解，冯静波晓之以理，使得店主开始衷心拥护这一政策；而且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代，冯静波还搞了许多发明，最终摇身一变成为劳模。有了这么多功绩和表现，冯静波堪称是社会主义新人优秀的代表。
但肖大力根本不相信冯静波是好人，怀疑他的一举一动都别有用心，于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便立马觉得冯静波肯定是在干什么坏事。但每次事情全非他想象的那样。命运总是捉弄人的，肖大力这样处心积虑地追查冯静波，却被人们误以为他是特务，或者有人存心迫害他，从而锒铛入狱。这一入狱直接改变了肖大力一家的生活——他的妻子刘亚琴不堪受辱，最终在凄惨的境况中去世。
冯静波的良心一直折磨着他，驱使着他选择自首。但他凭借着意志遏制着良心，一直没有做出自首的决定，保持着沉默，即使他的沉默导致两个在这个罪行无辜的人蒙冤。一直到他和校长的女儿有了婚外情，这段婚外情非常美好，足以使得他的心理防线趋于崩溃，或者说即将将他从长久的压抑之中解放出来——向派出所自首袒露自己的身份。不过自首行动因为目睹同事作为特务的不好的下场，暂时终止，而且婚外情的败露和结束，反而加深了自己的自责，并且使得他的自首不再是一种积极的象征，具体来说，自首不再是在恋人的引导之下的成长，是可以赢得恋人认可的行为，而是威胁自己家庭生存的鲁莽。冯静波的内疚到了肖大力下狱的阶段到达了顶峰，这次他的沉默已经伤害了一个正义的警察，可见地破坏了一个美满的家庭。然而冯静波为了家庭着想，继续保持着沉默。但他一心希望自己的女儿和肖大力的儿子成婚，从而缓解他的负罪感，然后继续对自己的秘密守口如瓶。
事情的转机发生一次婚礼上。这场婚礼的男方的父亲是曾经任命的长官，他已经脱离情报机构，摇身一边成为台湾富商，女方则是自己女儿的好友。冯静波替自己女儿给他们家随份子钱，遇到了这位曾经的长官。遇到与自己秘密身份如此关系重大的故人，便向他袒露了自己的身份，想看看昔日的长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他早就遗忘了这段过往。也就是冯静波早就被国民党的特务系统遗忘。可能，在那一刻，他忽然意识他的种种忍受显得毫无意义。这就像是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彻底压垮了他，他决定向肖大力坦白自己的身份。
我们可以问出几个问题，这部剧究竟正在讨论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我觉得是一个很古老的母题，那就是命运。只不过讨论的不再是英雄的命运，而讨论的是历史洪流之下的小人物的命运。前者往往是以充满意义的死亡来收尾的，后者则是历史横流之下的物是人非来展现的。历史洪流说明了一个事实，人们的生活并非由自己决定，而是被所处的历史所支持和限制，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人们身不由己。
并非是冯静波自己愿意长时间背负着良心的谴责。如果说在上缴电台之前，冯静波不说，就是为了保护秘密，是潜伏的基本要求，但在电台已经上缴之后，冯静波还是不说，而是选择主动地隐藏，何尝不是一种对现行环境的反应。一旦他说了，他自然会被惩罚，但是他的家庭会跟着同样受累，自己的女儿就不会当上兵，会被社会排斥，一直顶着坏分子的帽子。说不定自己的妻子也由于不堪凌辱而选择自杀。可见这个时候不说，正是这些恐惧推动的。
肖大力也是身不由己。他本来为治安状况的改善做出很大的贡献，做了这样好的事情，不说上天，就说国家也应该给予他应得的回报，但他可以被诬陷戴罪。上帝视角观众看到这一块是很揪心的。一个正直的警察，勤勤恳恳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竟然会被陷害入狱，自己的妻子也由于加诸他身上的政治压力而死亡。而他眼里的敌人——冯静波——却过得“顺风顺水”，在政治上，不断上升进步，自己的女儿也能光荣入伍，妻子也十分平安。而且曾经任命冯静波的长官变成了被统战的对象，拥有社会地位的富商。一个虚无主义的结论便可以得出——那就是好人未尝没有坏报，坏人未尝没有好报，也就是说命运是非正义的，善果还是恶果是不分善人还是恶人都会尝到的。这就是命运的生硬之处，它并不会按照人们的道德期待来分配各自的报应，而依据的一种更加复杂莫测的事物。
我们还继续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饱尝命运不正义的分配的前提下，一旦我们拥有了可改变现状的力量，那么人们的何种反应才是正当的呢？这个电影给出的一个答案是和解。冯静波即使承认了自己曾经就是特务，但肖大力没有对曾经失去的一切感到愤怒，没有感到痛苦，而是感到欣喜，欣喜自己的判断终究不是错的，但也就到此为止了，那些冯静波理应承受的谴责都没有出现，看来肖大力在那一刻似乎原谅了他，宽恕了他。也许那些痛苦之所以没有被肖大力呼唤出来，来化作愤怒向冯静波发泄，可能是那些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蒸发。
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当我们是这一分配的受益方，那么何种反应才是正当的。这部电影还是给出了一个答案，用合适的良心代替利害心。冯静波即使知道自己的自首会导致一系列负面的结果，也这么做了。当然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结果不会太过负面，毕竟这个时间经济建设才是中心。为什么说是合适的良心呢？如果冯静波在婚外情那个时候自首，那么会连累校长的女儿，还有自己的一家人；如果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自首，别说自身可能遭到折磨，自己的家人更不可能幸免。在这么多种善之中，平衡是不得不做的。
当命运塞给你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感到不公，感到痛苦，你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带着不服气的心忍耐和接受这些东西，并不断地继续生活，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选择，更了不起的是，等到你拥有了力量，却愿意宽恕你所认为的罪魁祸首，而不选择不得体的报复，这是更了不起的。肖大力正是这样的人物。
但命运塞给了你本应不值得东西的时候，你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享受它，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背负着良心的谴责，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将这些东西还给别人。前者稀松平常，毕竟我们都认为有理智的人不会放弃自己所享受的一切。选择后者则是了不起的，冯静波正是这样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