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五蠹》 第三十三章 逞勇吏败

红林悟道《韩非子-五蠹》上一章韩非子重点讲了当今之世的四大惑论，也就是歪理邪说。人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而人是有自主意识和情感的，很容易被外界事物与思想所左右，所以君主治国的重要任务就是创造与形成社会正统思想理论与主流意识文化，用于教化与规范臣民的思想。与正统思想与主流文化相得益彰的就是国家律法，用国家律法将正统思想法规化，使之成为社会规则与共识、常识。

社会混乱的初期表现就是民众的思想混乱，各类思潮涌动，各种力量碰撞冲击。春秋战国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思想学说发展的角度看是一派繁荣景象，但伴随之发生的却是社会混乱，战乱不断。从历史的角度讲，任何一次思想界的齐放争鸣都伴随着社会动荡，同样，任何一次的思想统一也都伴随着社会稳定。从秦汉开始，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正是有了正统思想才有了中国二千多年的持续发展至今，使中国成为中国，而不像其它的文明古国一样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历史，尤其是秦开始统一文字后，使的正统的儒家思想在全国的传播与宣传成为可能，并且更加快速与便捷。再加上后来的“科举”制，更是将其深入士心，根基更牢固。

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汉武帝时开始推行。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固化了专制君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一种思想维系了中国二千多年不间断的发展，可见其伟大与重要性。

韩非子正是看到了各类思想齐放争鸣的恶性表现，才指出了当世之四种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分析总结来说，第一种“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这就是无视现行社会体制，甚至是仇视，君主因人有功而加官进爵，但他却鄙视有功之人做官。这显然不把君权放在眼里，藐视君主权威国家律法。这种言论很有蛊惑性，是无政府主义与纯粹个人主义的表现。

第二种是“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这是煽动社会不公不正的言论，君主因人耕作有功而赏，但他却嘲笑人家清贫，看不起劳作者。这是对当时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的挑战，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嘲笑农耕者，就是动摇国家根基。第三种“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这是让有才者厌世避世的言论，国家要发展，人才是第一，鼓吹“高其轻世” ,推祟不羡慕世俗名利的思想是很有危害的，如果天下英才都抱着这种“避世”思想，那国家怎么发展。瑕不掩瑜，不能因为一点瑕疵而彻底地否定一切，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要不断地改正错误，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第四种是“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这是典型的颠倒黑白，无视国家律法与社会规则、共识，假借所谓的“民主自由”，将犯罪说成勇敢。这一点尤其要高度注意，这是无法无天的表现，欺骗性很高，煽动性很强。

韩非子为了说明这四种歪理邪说危害，他先举了一个我们身边常发生的事“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意思是：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讲的兄弟感情，江湖义气。这种事在中国基层农村是常有的事，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我们一直都讲“为兄弟两肋插刀”，而这种思想与行为正是韩非子所痛斥的。韩非子反驳道：“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意思是：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处，我们所谓的正直与忠贞其实是人为的治理，是族规乡约，是俗规陋习，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是法盲，无知无畏的表现。君主的法令是国家律法，俗规与律法之间的冲突从古自今都有。

弃法从俗的结果就是“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逞于勇，而吏不能胜也。”意思是：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以人治为中心的族规乡约代替国家律法，结果就是天下混乱，民众逞勇犯禁，而官吏因无全国性的律法作为执法的依据，自然制止不住。为什么要决绝杜绝四害论，就是要避免乡约俗规大于国家律法，私家理论战胜正统思想。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逞于勇，而吏不能胜也。】

廉贞，用现在的说法是属于道德范畴，个人品德。个人品德是没有国家权势作为背景，也就没有强制力，其力量与作用是有限的，是无法与国家律法相比的。乡约俗规可管一村一乡镇，却管不一国。而君主之责在于一国，而非一村一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