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网的时候看到一个帖子，大意就是有个大学生表示，自己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在家里上了两年网课，马上就是大三的学姐了，于是感慨道，一点体验感都没有，怕不是读了个假大学。所以我一直觉得，多年后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疫情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超乎我们此刻的理解。
当下的中国人都很焦虑，为前程焦虑，为博一个更好的明天焦虑，疫情之下这些焦虑甚至降级至为明天的房贷车贷不断，三餐有着落，收支相平衡而焦虑。我们不知道距离疫情结束还有多久，不确定自己能否撑到那个时候，甚至不确定疫情结束了一切就会变好吗。种种混乱思潮冲击着疫情之下的你和我。
疫情之下民生问题无比尖锐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之于国家的严峻经济形势，之于个人的生存压力都在考验着我们这个国家应对风险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多年前我们谈到国家发展总是存在着某种先天不如人的自卑感，这些年我们在某些时候又仿佛过多的强调光鲜数据而忽视了生机勃勃之下的沉疴顽疾。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十字路口我想有一个问题应该是我们都关心，而且想知道答案的，那就是，中国终究将去往何处？
我们今天看历史发展习惯用一种高度凝炼概括的笔触，比如讲到改革开放四十年那就是一路高歌猛进，经济大发展、科技大进步，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但是我们不妨试想一下，若真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为何外界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总不乏唱衰之声。仔细了解我们才会发现，没有那么多一帆风顺，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穷则思变的奋起、见招拆招的逐步优化和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平衡，或许读懂这些我们会对今天中国的处境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今日果昨日因，昨日因又是更早之果，所以我们不妨顺着历史的脉络来分析为什么今天的中国那么难。篇幅原因我尝试截取几段历史片段，力争为大家简单分析。
首先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计划统筹，由国家统合资源，限制市场流通，比较突出的历史特征词汇有“剪刀差”、“投机倒把罪”等。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国家底子太薄弱，能够调动的资源有限，所以优先把资源向工业部门集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避讳的说是损害了农业的利益补贴工业。所谓“剪刀差”指的就是国家用较低的统购价收购初级农产品，再用较高的价格提供工业加工品，用超额利润补贴工业投资发展。所以中国早期打造工业基础的背后是数亿农民补贴的结果，这种自觉不自觉的补贴行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时有出现。
额外插一句，这一阶段还进行了三线建设的工程。指的是为了国家战略安全考虑，也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当时的工业部门和重点院校进行了川渝、陕甘等地的转移兴建，这玩意儿在今天看肯定是不经济的行为，但是有当时战略环境的考量，且这一行为间接造就了后面乡镇企业的全国爆发我们后面说，所以是非功过不可轻下结论。
然后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七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关键词在于“承包”，农村搞土地承包，城市搞企业承包，政府搞财政承包。这一阶段我概括为穷则思变。计划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各级都没有动力和活力，怎么办？答案是，要解决好权责的关系，不能只有责任没有权利，所以要给权利放手让下面干。各种承包各种包干就是要全方位激发动力活力。
那承包制好不好？这玩意儿还是要分两说。作为破局之举，承包制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定然能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过了那个阶段承包就有些不合时宜了。我们以财政包干为例，刚开始搞的时候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水平取得了比较大的提高。但是逐渐的弊端也在显现，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出现了财政收入占GDP总量下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总量下降的双降局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就要解释一下财政承包的具体操作了，当时中央和各地方省市签订不同的方案来上交财政。虽然方案很多，大概意思都是根据各地以往财税设定一个锚，按照一定增长算法上交税收，多余部分地方留存。但是时间长了地方也有自己的小心思，藏富于企业规避中央财税然后通过摊派、集资等名义从企业找补回来等方法手段层出不穷，结果就是中央的财政空虚。
但是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大政府社会中央财政没钱很多事情就干不了，比如说各地发展不均衡的转移支付，比如说改革阵痛期国企下岗员工的安置等问题都需要大量资金，可以说中央财政的充裕直接关系到改革的平稳推进。所以后面就有了94年的分税制改革。简单来说就是税分中央的、地方的和中央地方分成的，重要的是中央财政拿走了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两个大类，一下子就支愣起来了。但是可以想象，这背后损伤的是地方的利益，里面也是少不了多次博弈，当时为了推进分税制改革，时任国务副总理的朱亲自带队各省做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