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藏族聚居区四川省党坝乡有一个男孩出生了，名为桑吉悦希，他便是后来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批来自藏族的共产主义战士:天宝。

在藏族当地有一个习俗:一个家庭中若有2个或者2个以上的儿子，就需要选一个儿子在当地寺庙做喇嘛。

作为家中三兄弟中的大儿子，他便成了“最佳人选”。那年十二三岁的桑吉悦希（天宝）便穿上袈裟，成了寺庙喇嘛的一员。

但这个当时当了喇嘛的小男孩怎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实1935年是他的契机，那一年他的心开始变得热血起来。

当时红军长征开始转移到藏族的阿坝地带了，而也是那时候，天宝才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听说了红军来到藏区的消息后，他便偷偷跑下山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总是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当时处于成长过渡期的天宝也开始有了自我意识。

众说纷纭，倒不如自己去看看。抱着这样的心理，他便下山后观察着这一批红军队伍。

但正是这看到的一幕幕，让这个当时的小男孩心里产生了极大触动。他开始明白，这就是红军，他们正是他想成为的人。

他看见的红军，是即便面临风吹雨打，也坚决不会住民房与寺庙。尊重当地的每一个人，为每一位穷人献上帮助与关怀，他们善意又柔情，但他们又拥有着铁一般的纪律。

这种种，让天宝心生敬佩之意。所以在1935年的某一天，天宝还没来得及告诉父母，便脱去袈裟，从此穿上军装。他深知，一名战士是他最好的归属，只要为民为国，心就是热的。

而当时这个藏族男孩桑吉悦希的汉族名字:天宝，却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着极大的渊源。一个名字一句关怀，亦是给了桑吉悦希无比的革命精神力量。

“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呀？听说藏族人起名字很有讲究。”

1936年，领袖毛泽东在一次给党校讲课时留意到了一个较为羞怯的小男孩，便询问了他的名字，也得知了他是该批少数民族学员中的班长，来自藏族。

而之所以问他名字的渊源是因为藏族名字与汉族名字有所不同，一般是四个字结构，且没有姓氏，加之当地受佛教的洗礼，姓氏也会带有宗教色彩，所以藏族人民对待名字是特别神圣和讲究的。

而四川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红军长征基地，当地的风俗习惯，领袖毛泽东总是会亲自去了解一遍。

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男孩回答后，毛泽东听完便乐了。连连赞扬了他的名字:

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

而面对这个少数民族班学员们的列队欢送，领袖毛泽东心里愈发感动，他转身对孩子们说:

你们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之后毛泽东又细心地询问了这个男孩，男孩说自己没有汉族名字，请求主席给起一个！毛主席说:

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做物华天宝，和你的桑吉悦希意思差不多，你的汉名就叫天宝吧！

这是来自藏族的红军战士天宝记忆中的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初次见面时的对话，那时候天宝只是个十几岁的青年。

物华天宝，天地孕育而生的珍贵宝物，从此天宝这个汉族名字便伴随了桑吉悦希此后的革命生涯。

正是那一天，他拥有了自己的汉族名字；正是1936年的这一年，让这个男孩心中埋下了深深的革命种子。有觉悟的战士从来都知道自己因何而战。天宝参军，亦是忠于自身信仰与灵魂的君子之勇。

1936年之后几年，抗战形势愈发严峻，苏联便向我国新疆地带运送一些抗战物资，所以急需一批俄语人才。

1938年便选派了一批干部前往新疆，开展工作，天宝也在其中。后来他被任命为新兵营队长，在从事政治工作同时进行语言的学习。

但之后一年，日本鬼子又企图在民族节点寻找破坏点，试图挑拨分化我们民族。

要知道，红军长征期间经过的大多也是少数民族区域，经验加之特殊的革命节点，我们便开始了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与工作开展。

1939年，天宝也被调回延安，让他于西北工委负责分管民族的工作。而西北局统战秘书何承华负责给少数民族补习汉语与古文知识。

学习汉语也因此成为了这个藏族男孩天宝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在这之前，天宝对汉语是极其不熟练。

虽然在父亲的影响下，天宝自己也会一点汉语，可有时候着急又无法说清楚的时候，只能通过比划动作来传达想法。

但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个这样来自少数民族的人在语言有所差异的情况下也毅然决然加入了红军的大队伍，为什么他们就这么愿意呀？

拿天宝所在的藏区来讲，藏民长期受其他部队欺压，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与信仰，他们就是打心眼里觉得红军比其他军队实在。

红军不是在台上讲大道理，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藏民就是直观地感觉红军是对老百姓真好，不会高高在上地看不起群众，而是把他们当人看。

也确实，红军尊重每个人，尊重每个民族的差异，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一种亲切感。

互相尊重与诚心诚意对待比其他什么都强。虽然当时的孩子们内心单纯，也不懂什么是革命大道理，但他们心里也知道谁对自己是真的好。

所以许多孩子们也怀着热血参军了。如扎喜旺徐与协饶登珠等人。

他们与天宝是同一批藏族红军，一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革命熔炉的锤炼下，他们从一热血孩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毛主席也曾在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提及长征是宣言书、宣传书与播种机。

当时除了汉族，藏族、回族与彝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的老百姓们也加入了队伍。

这双脚走下的两万五千里，是长征精神的现实显露，是真情无限扩散的痕迹，是革命希望种子的播散。

红色经典故事也不仅仅是长征中革命者的故事，更饱含军民鱼水之情，例如1934年11月，湖南小村庄发生的一则故事:半条棉被。

1934年11月5日，红军分三路以西进军宜章与部队会合。可当时敌军已然知道红军此项计划，便下了追剿命令。

后来红军在汝城便受到了攻击，迫于形势便走了山路。进行转移途中，有一支部队到了一个叫沙洲瑶族村的地方。

但社会刻板印象是人知常有的一种心理，村民们以为他们是和以往的一些部队一样只会烧伤抢掠，便都躲着。而由这种固定认知而产生的一种对部队的固定看法，也是一时很难改变的。

要知道:在之前村庄里老有其他部队来驻扎休息，但他们粗暴野蛮地行径，使当地民众对所有部队的认知都定型为了坏的标签。

所以说在连着下雨的那几天，红军都是在屋檐下和院子里和衣而睡，没能避雨，衣服都湿透了。

他们挑水砍柴，在村庄里什么都做。当地的老百姓慢慢相处起来了才知道，原来他们和以往的不同，确实是实实在在做事，真心地为老百姓好。

后来有一天夜里的时候，村里一位34岁的女人徐解秀，远远地看见他们，不忍心让红军淋雨，便招呼让部队里的3名女红军进屋来睡，让丈夫睡在了门口外。

家里穷，也只有些破棉絮和稻草在床上铺着，3位女红军就和徐解秀一起盖着她们的行军被。

后来红军要走了，看见徐解秀家里没个避冷的被子，她们三个就用剪刀把自己的被子对半剪开，只拿走了半床被子。

三个女娃娃告别徐解秀时留下一句话:

等和平解放了我们还会买床新的被子给你。

遗憾的是，后来一直没能找到当时的三个女娃娃，或许她们回不来了。如今硝烟散去，她们三人留下的不仅是半床棉被，更是那份难能可贵的风雨同舟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