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人太多，聊天工具太发达，价值观太混乱的必然结果，是不是会催生一种名曰“说教癖”的病呢？

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易患上这种病呢？当然是老师，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啊，他们以此为生，多数也以此为荣，并乐此不疲。

因为这个世界貌似有那么多不成形的灵魂等待他们去塑造，有那么多"三观不正"的人等待他们去熏陶、感化、教诲、捋直，扳正。

然而，如果他只是喋喋不休，如果他随时随地喋喋不休，如果他认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听他的喋喋不休，那么大概只能说明一件事——此人急需教化，或者需要送医。

我想我以前一定也患有某种程度的“说教癖”，但后来我看到了王小波的这句话，他说：

每个人的贱都是天生的，永远不可改变。

于是，我终于彻底放弃了想靠说教来寻求同类的愚蠢想法，渐渐学会了观察、聆听、尽可能去理解和适时地沉默。

柴静在她的《看见》一书中讲到一个有关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时，采访中提到了一个中层官员的悲哀和无奈，由此引发了许多人对她的立场问题的质疑。她无法利用大众媒体为自己辩解，只能在她的书中说一句：

每个人都有被理解的权利。

然而，事实上，真正的理解永远是稀缺的，而且，理解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被原谅。

基于个体道德底线和价值观的差异性，世上也总还是有许多不可理喻之人和莫名其妙之事，如果实在是鸡同鸭讲，不如干脆屏蔽，也算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

即使世泪滔滔，彼此打湿的又有几滴？即使你只想做自己，说你“矫情”骂你“作”的永远大有人在。这样一想，你也就不用再刻意讨好谁。

所以后来，我彻底淡出了所有形而上的口舌纷争。

事实上，当一个人静下来思考、写作、梳理自己的时候，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提升，也才能够真正凸现你的价值和力量。

所谓“蝴蝶盛开，清风自来”，伯牙子期是无须通过相互说教来产生共鸣的。那些虚假的“被共鸣”，即使获得，又意义何在？

说到底，文字磨砺的是心性，消暑解乏，败火去燥，在这场没有尽头的自我修炼途中，你可以在心里告诉自己，有时懂得，非关语言。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重新读起鲁迅的句子，始觉真知灼见永不过时。

到如今，我正在少说废话多干实事的路上日渐长进，然而，我的道行还是无法达到可以任由一些人没来由无止境地瞎逼逼的程度。

比如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只想问一下他某个软件的版本，几秒钟就可以解决的事，结果他不失时机地在电话里帮我规划了一番人生愿景，顺带着谆谆教导我应该如何做人，最后终于说，我从来不管什么版本不版本，你应该去问那些懂电脑的人。

还有一个曾经很谈得来的朋友，印象中他思维敏捷口若悬河，很有些才子风范。若干年后再见时，风采依旧不减当年。然而深聊几句，却发现依旧停留在当年的认知水准，凡事喜欢逞一时口舌之能，根本谈不上什么客观理性，切中肯綮。一副“牢骚太盛防肠断”，“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怀才不遇样。

我说，既然你如此不满意自己的处境，那为何不想办法改变呢？然后他列举了无数个非如此不可的理由。

我蓦然心惊，如果我二十岁的时候听他说这番话，极有可能会凭空生出一番悲悯，觉得苍天无眼，世道独独对他不公。可现在，我只在心里对自己说，看来他，也只有这样了。认清现实的残酷固然是好的，可是，之后呢？

一瞬间我突然惊觉，再不醒悟，我恐怕也要沦为一个好高骛远，百无一用，处处遭人厌的“常有理”了。

十岁的时候，伶牙俐齿，人们夸你见多识广，有演讲天赋；二十岁的时候，滔滔不绝，人们说你外向健谈，口才不错；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才华没有找到合适的平台，发挥不当，那么极有可能是适得其反，遭人反感。

想起一个故事。

有人问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你既然知道那么多经济理论，谙熟那么多经济规律，那为何不去搞经济？经济学家说，如果我会搞，还用在这里一直讲吗？

这故事听上去是个笑话，但也确实反映了一些客观现实。其实这个经济学家反倒是个诚实幽默，头脑清醒的人，因为充分认识了自我，所以才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因为自信，才勇于自黑。

对于某些人来说，“讲”就是一辈子的事，“说教癖”恰恰是他们的美德。然而对于多数人来说，可能做比说更重要。

想起我遇到过的一个学生，以在试卷上撰文批判教育体制著称全校，好像还赢得了几个女粉丝。后来我找他聊天，一了解，发现长期旷课门门挂科面临留级，更无可以谋生的一技之长，像多数人一样，对未来充满茫然和忧虑。

如此，我想，这种标榜个性的行为充其量只能算一种“作”，一种刷存在感的方式而已，没什么实际意义。

还有一个故事，好像是关于哪个美国总统的记不大清了，大意是说总统回到家，兴高采烈地对夫人说，亲爱的，我今天做了一次非常激动人心的演讲，赢得了无数掌声。夫人递过一袋垃圾说，请先把它扔出去。

是的，许多时候，扔垃圾真的比听演讲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