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俩小儿

没想到K422从宁波开往成都的车票这么紧张。提前几天买票，只购得一张软卧、两张坐票。本计划到车上补卧铺，被告之要到半夜二点半才有卧铺，遂作罢。后熬不住，夜十二点去问，曰：无。长达十八个小时旅程，熬得实在很疲劳。下次坐长途车，还是不要考验自己了。当时还有一个想法，车厢里人多，希望多观察多交流。

下午约四时上车，座位对面是俩小儿。一位五岁读大班，一位七岁读一年级。俩人都活泼可爱，口齿伶俐，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我们一上车，就不停地问我们问题。

“你说是火车贵还是汽车贵？”

“你说呢？”

“火车贵，因为火车轮子比汽车多。”

“那飞机与火车谁贵？”

“飞机贵。”

“为什么？飞机轮子比火车轮子少。”

“因为飞机能在天上飞。”

小孩子的思辨能力很清晰，小的比大的思维更清晰，反应更快。

小的说：“我舅舅很厉害了，读大学，有二十六部汽车。”小儿这么说，吓倒了我，我思忖那可能是开车队的。后来他母亲过来骂他，“你舅舅什么时候读了大学？哪有车？”才知小儿舅舅读中学，可能有很多玩具车。这两小儿在没有外界潜意识的暗示下，幼小的年龄竟奇迹般地给自己暗示，暗示一个高境界的未来和榜样。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小孩子向光向上的潜在心理。特别是小小儿，他一直用亮晶晶的眼睛看我，不怕生，热情、求知欲强、能辨善。

他站在座椅问我：“你会唱'成都、成都’吗？”

我老实承认：“不会。问题，我能回答。唱歌，我是乐盲。不过，朵儿会，什么歌都会。”

小儿就转向朵儿，我也转向朵儿：“成都是什么？还有成都这样的歌？”朵儿鄙夷我，带着俩小儿唱歌，从“成都”唱起，朵儿接着又问俩小儿会唱这歌那歌吗？选出小儿会唱的歌唱。大小儿喜欢唱歌，伴着朵儿唱，也唱英文歌。小小儿不太会唱，但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不停地问我，“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可以。”他们妈妈介绍这是从抖音里学会的。我真奇怪，小儿怎么会把《成都》记得那么牢。问是哪里的？说达州的。

从过道对面座位转来一五十出头衣衫皱邋的黑瘦瘪低矮的男人，用四川话对俩小儿说：“你有女朋友没？要找女朋友才有用。”小小儿站在座位上羞涩一笑，往后一缩，说：“有。”大小儿在唱歌，没理会。男人再问：“你弟弟都有女朋友，你没得？”大小儿没回头，大声应了一句：“我有兄弟。”“兄弟没得用，要有女朋友。”“我有兄弟啥。”

记得去年外出的时候，是放下奥威尔出去的。今年外出是放下乔伊斯和门罗出去的。

这个场景和《都柏林人》里的《偶遇》惊人得相似。当然我不能站在道德的高度评判这位男性。这位男性对俩小儿问出这样的问题很正常，这是他的常识和他眼里对世界的评判。如果你要求他提出引领性的问题，这超出了他认知世界的范围，是不公平，也是不道德的。对于这样庸俗的提问，我未对这位男性产生怜悯同情乃至厌恶之情。承认每个人存在的生活空间和不同的世界。把它放在千奇百怪的存在中去理解。是一种正确的世界观。

俩小儿不同的回答又让我陷入思虑。小小儿的回答天真烂漫，符合人未有社会观念前的人的天性。但大小儿的回答却让我想到社会性。大小儿才入学校一年（学校也是一个小社会），又有“哥儿们”的社会观念，如果不正确引导下，会在这种“哥儿们”义气的引导下走向学校帮派。他已意识到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需要有“哥儿们”才能解决问题和保护自己，比单纯的女朋友重要。对于底层民众乃至留守儿童，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我生活在城乡结合部，这样的儿童和少年看过太多，深知它的隐患。

俩小儿的母亲相比俩小儿更腼腆。交流知在宁波打工，俩小儿在宁波上农民工子弟学校。她说那里的学校很好。因老家没人带，所以把俩小儿带在身边读书。我说，带在身边好，尽量带在身边。

小小儿一定要请我们吃他们带的瓜子，一遍遍地请我们吃，往我们桌这边推。弄得我都不好意思，我们又没带东西回请他。他一遍遍亲热地叫，眼睛亮晶晶随着你转。

太约八九点了，俩小儿劲头还很足，唱歌问问题、俩兄弟吵架等。很闹腾。他们妈妈要他们睡觉就不停地嘲笑他们什么都不懂，说他们书又读得不好，并小掐他们。特别是对小小儿，不大会儿，就把小小儿骂哭了、掐哭了。小小儿和妈妈顶嘴。“你掐了我，我恨你。”“我读书怎么不行了？”我在旁看禁不住说：“不要骂他，不要打他……”

当然后面一幕我没有详细细致地描述。但我看到两幅截然不同的生命画卷。在这样的生命画卷面前，我苍白无力。

生命的存在是无辜的，但环境是有局限性的。特别是人不可跳出的局促的人文环境，那是一个很大的事实存在。鲜活的生命从原始的卵子和精子的结合开始，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后天环境的可塑性更大程度上操控了人的命运。或许人性的扭曲就从环境开始，你想追溯人的旅程，就去看看人逃不掉的人文处境吧。我感觉后怕，好像看到天花板下的人的命运，逃不掉，只有眼睁睁看它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