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是以直接感悟的方式探索中华文明的,在写完《文化苦旅》之后,他觉得自己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下去,于是就写成了《山居笔记》。
在这本书中,他将自己的困惑与中华文明的问题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与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与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的历史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纪念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的界限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的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他写到”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
他觉得人生的道路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由此开展的人生就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是丧失自己,也可能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在熙攘的闹市中要实现后一种可能极不容易。为此,他常常离开城市,长途跋涉,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与空间中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住。
其实,《山居笔记》的核心观念就在于对文明盛衰的感慨,对于尊崇文化的呼吁,对健全人格的向往。
这本书的开篇是《一个王朝的背影》,在书中他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是清代的开始。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这是清代的尾声。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中逐渐衍生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清朝的历史,那个王朝的背影,看到历代流放者那凄凄落寞的生活感,人生无常,但是谁又能挡得住世事的变迁呢?
在写承德《避暑山庄》中,他说“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山庄修建的格局中包含着一种需要我们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审美观念和人生观念。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木兰围场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但同时他又指出“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要摇撼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肃起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他在结局的时候写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在《流放宁古塔》中,他写道“那一大套杀人的款式绝对是只有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的出来。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拔起,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是在这里。流放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时散落在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的旗幡。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除,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他写“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我们竟然凭借着这种文化人格相互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者、行动者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定。文明可能产生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迫害,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之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越是热闹的东西越是脆弱的,这是中国老庄哲学早就阐述过的。然而,都市的热闹却是人性的汇聚,人性会遇到如此密集的程度上还依然脆弱,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在《苏东坡突围》中,让我感慨那个朝代对于大师的埋没,想到历代大师们经历的磨难与摧残,只源于人嫉妒品质的劣迹,更感唏嘘。在这时期苏东坡写诗“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他说这一时期的苏东坡才是真正彻悟成熟的。他写“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在《千年庭院》中,他指出,“”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史久远的磨砺”。
在《十万进士》中,他说“科举制度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述能力的考查制度。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是朝廷与文人之间秋波对接,文化与政治之间情缘初定,科举制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在科举制被废除后,他写到”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
我所喜欢的《山居笔记》不是他精美略带煽情的写法,也不是喜欢他标举文化的高调,而是喜欢他背后的思考与探索,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可以轻易感知并且能够简单把握的文化。现在有很多的名人谈文化尤其谈中国文化,往往是陷入了一种非褒即贬的怪圈,但余秋雨不是这样,他称颂赞扬文化是以反思者的姿态。他批评传统是以继承者的身份。
现如今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紧凑的生活节奏使得我们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历史或者文化,更不用说亲自去感受千姿百态的人文地理风貌。但是,《山居笔记》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幅巨大的画卷,优美灵动的自然,人文景观中不时点缀穿越时空而来的翩翩古人,一股浓郁的古老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厚重的历史感却又不会让人感到压抑。看这本书,能感受到中国历史的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从种种不正常的状态回到常识常理常态。
《山居笔记》读起来是气势磅礴的,文学与历史携手,以散文的手法贯穿始终,给我们呈现了一部有关于历史地理文化与美术的旷世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