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那几天，弟弟守信从广州回来，说想去养老院看看大舅，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听了没有马上接话，心里有些犹豫，便和爱人回屋商量。
爱人问“自己大舅，为啥不去？”我说，“不太想去”。爱人说：“切！你这大门不进二门不出的性格...”她手里叠着衣服，顿一会儿说“但该有的心意还是得有，拿个红包吧。守信打算拿多少钱？”
“他一开始说，想给八百或一千，我觉得不太想出那么多。倒不是拿不起，只是我觉得不必那么多。不行就都五百吧，让他替我捎去，我就不去了。”我说
我补充说：“他常年在广州，一年也回不来几次，回来一趟总想多看看。而且妈活着的时候，最惦记大舅。其实也应该去。”
我们边说，我的思绪慢慢飘到了过去。大舅是家里的长兄，一辈子在农村，日子过得紧巴。母亲在家排行老三，心软又热心，俨然成了家里的“大姐大”，兄弟姐妹的事，她都大包大揽地管。
过了一会儿，爱人又道：“那也行，你们安排吧。听爸说，你大舅他们在养老院呢？”
“可不是嘛，有儿有女，也不一定能养老！”
在我的记忆里，大舅是电工，家里什么大事小情，他总是随叫随到。只是活干得有些粗糙，接的开关常常用着用着就松了。用父亲的话说：“给公家干活干惯了。”我们在乡下、县里盖新房，都少不了大舅的帮衬。他和我另一个远方的二大爷，一个木匠、一个电工，是工地上的主力。
大舅干活有点粗糙，喝酒可不含糊。东北农村请人帮忙盖房子，习惯了要好吃好喝招待着。一到吃饭，菜还没上桌，他自己拿干豆腐卷着大葱蘸酱，就能喝下一杯白酒。用杯子喝还算斯文，早些年他直接用碗，盘腿坐在炕上，伸出一根布满裂痕的食指，勾住碗边就仰头喝下。一边吃还一边品评：“这干豆腐不行，我们二道镇上的最好。”
前几年，他和舅妈都得了血栓，还在农村老家住。去年过节，我也曾带着弟弟，提了米面油过去探望，坐一坐，聊几句家常。院子里破破烂烂，即便中午过去，屋里也没多少暖意。腌酸菜的大缸挪进了卧室，说是怕放在外屋冻坏。我们进屋的时候，他们在吃中饭，桌上摆着几碗吃剩的菜，完全没有过年的丰盛，旁边是半杯酒，旁边放着烟。我说：“都血栓了还喝？”“我只喝一点，就半杯。”他回答。我没再多劝，没话找话地和他聊。
我顺口问：“我大哥和大姐过年没回来啊？”
大舅斩钉截铁地回答：“走了。”
我说：“走这么早啊？”
他说：“谁知道呢？买卖忙呗。”
说话还是语速那么快，跟子弹一样，不过血栓中风的缘故，吐字有点含糊了。我勉强听着，附和着。
他有儿有女，连前妻的孩子算在一起，一共两儿两女，可穷的穷、忙的忙，没人能长期守在身边。本该负责养老的儿子，家中媳妇强势，自己做不了主，大舅老两口也指望不上。最后，只能住进养老院，连过年都在那里过。
他又说起母亲带他们去广州、去香港旅游的经历，声音很大，震得我耳朵嗡嗡响。内容我已不太记得，只记得他说那里物价贵，说话间，眼里却满是欢喜与满足。“守信那小子可没少花钱，来回机票都是他买的。”
我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们保重身体，少喝酒，下次再来。出了门，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身为晚辈，本该按照母亲的意愿，多多照料。可是他自己的子女也没怎么出力，我们在外地，又能帮多少呢？过年去拜年，说几句客套话，改变不了什么，反倒更添心里的沉重与无力。
今年过年，看望大舅的重任最终还是弟弟守信代劳的。后来，他回来说大舅妈的病更严重，已经不怎么认人了。大舅却依旧没放弃喝酒。
——二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