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对外交流--汉代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

两汉时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开拓时代。古代中国与西方的陆路和海路交通格局，大致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史称“凿空”。汉通西域主要是由于政治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应当指出的是，所谓“张骞通西域”是就官方使节活动而言的，而东西方的往来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就已开始了。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无疑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们习惯将古代的东西方交往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广义的丝绸之路并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绿洲之路。今天看来，丝绸之路包括陆路的绿洲之路、草原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等三条大通道。东西方的人员、物资、文化正是经由这些通路不断地往来交流的。

结合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大致可以勾勒出两汉时代东西方陆路、海路交通路线。在海陆主干线基础上，还各自派生出若干分支路线。

汉代东西方陆路绿洲之路的交通主要干线大致是：东起长安，西出陇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自敦煌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经于阗（今新疆和田）、 皮山（今新疆皮山）、莎车（今新疆莎车），到达疏勒（今新疆喀什） ；北道过白龙堆（今新疆罗布泊东北雅丹地区），抵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而后傍天山南麓，经焉耆（今新疆焉耆） 、龟兹（今新疆库车） ，也到达疏勒。

从疏勒西越葱岭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Bactria） ，或向西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Fergana盆地）再往南也可抵达大夏。从大宛往西经康居（今中亚阿姆河Amu Darya/Oxus） 与锡尔河（Syr Darya/Jaxartes）之间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 前往奄蔡（今咸海以北）。从大夏往南可到身毒（今印度），向西经安息（伊朗帕提亚王朝）可至条支（今叙利亚一带）、黎轩（埃及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

西汉晚期，汉戊己校尉曾一度想开辟从车师后国（今新疆吉木萨尔）经五船北直达玉门关的新道，以避白龙堆之厄，但由于车师后王的阻挠而未果。最晚到隋代，五船新道已经发展成为陆上交通的又一条大干道（即后来的北道），从玉门关，经伊吾（今新疆哈密）傍天山北麓西行，渡北流河水（碎叶川），最远可至拂菻（Prum,即拜占庭帝国）。

相对而言，草原丝绸之路是比较宽泛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受欧亚大陆自然条件的限制，绿洲之路必须依傍山川、河流、定居点等特定的线路而行，而在广袤的草原地带，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移动范围大，少有固定城邑，交通路线往往不易确定。目前所谓的草原之路，很大程度上是靠墓葬出土遗物串联起来的，也可以理解为东西方往来物品流布的范围。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汉代也渐次开辟了通过南海、印度洋航路与西方交往的海上通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置南海等九郡。从日南、徐闻、合浦等港口出发，沿近海航行，经都元（今越南迪石一带）抵达谌离（今泰国巴蜀Prachuap） ，再从陆路穿过克拉地峡到达夫甘都卢（今缅甸丹那沙林Tenasserim），然后在印度洋换航至黄支（今印度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 。

从黄支再往南经己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向东穿过马六甲海峡，经皮宗（今新加坡以西皮散岛Pulau Pisang）， 即可返航归抵汉日南郡象林地界。己程不国是当时汉使所到最远的地方。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叶调国（Yava-dvipa，今印尼爪哇岛）遣使进献。这表明东汉时期中国和印度洋的海上往来依然保持通畅。

为了打破安息的贸易垄断，大秦（即罗马帝国）一直致力于寻求直接连接中国的通道。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 “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安敦应当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161〜180年在位），而罗马使者则当是取道波斯湾或红海。

这表明，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大航道已经打通，将当时世界上的汉和罗马两大帝国直接联系起来了。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上航路的开辟更多是出于商贸目的。

秦汉时期欧亚大陆的历史背景和欧亚交通路线，为理解域外发现的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境内发现的域外制品提供了必要的认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