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在有些方面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有点相似，当时的德国经济科技飞速发展，国力得到极大增强，我国现在也是这个情况，甚至经济和科技正在努力赶超美国，但这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杰作，而是很大程度上计划主义杰作，经济上国家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反映了政府的高度权威，甚至是超级政府，比如现在我们的政府就是，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德国比较相似，威廉二世上台比俾斯麦还俾斯麦，过度迷信科技和权威，把古典的日尔曼民族的征服欲望极大膨胀。当然中国现在在这一方面比当时德国当局有见识多了：除了打造自己的经济科技的硬实力，还注重打造东方儒家包容和谐的世界形象，以一个共生共长的形象告诉全世界，特别是告诉西方发达国家。这一点我国的领导人智慧可谓高，不像当时韦伯时期的德国领导者。毕竟德国的近代化及现代化是政府主导的，是高度权力意志的一种推行，这一点大大区别于英国美国法国，并且没有经历民主政治体制的讨论和构建。当然当时英法美也遇到了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困扰，德国的权威政治发展到集权政治，经济上国家主导计划主义就比较强势。当前西方国家的自由与民主也遭遇了一定的挑战，我们提出四个自信就是源于这个情况及其他。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待艰巨地推进，这需要政治上智慧和勇气才行。

我认为中国的文化精英必须要有时代之良知时代之精神。

在中国，林毅夫、厉以宁这样的经济学家只能被称为技术、制度经济学家，吴敬琏、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堪称人文经济学家，是坚定的市场主义者。经济学创新有时比科学技术的创新更难。因为国家的发展在和平年代第一是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转型连同其他转型困难重重。一味的强调政府扩张主义政策及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最后会削弱市场的作用，最终会削弱政府的作用，面临不可避免的市场作用的冲击。这好比如一个成长中有叛逆情绪的孩子，我们对他的教育是沟通和疏导，而不是压制及让他们一味顺从，如果一味地让孩子顺从，最后他们爆发的叛逆只会越来越严重。当然我国的问题比较复杂。但市场的规律也是自然法则，我们需要面对、尊重，迎接他的洗礼，越早洗礼越好。当前，我国上下通过致力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来化解社会的诸多发展矛盾，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如何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需要什么样的国家环境，这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历史上信奉天主教的封建专制条件下实行重商主义的法国在17--18世纪最终败于信奉新教具有民主创新自由贸易的制度环境的英国，这一点值得深思。任何转型必然经历阵痛。阵痛并不意味着动乱，如同女人生孩子会阵痛，但阵痛后有新生命的诞生。我们的国家各阶层各民族现在要有团结，大家要破除阶级思维的固化。相信国家的高层在思考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今天和未来，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方面，我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抱有很大的乐观。

后来的卡尔曼海姆讲一个人的意识不可避免的来自于他的社会地位，这句话很有道理，我们作为教师拿着国家工资，就用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实用主义来源于实证主义）多谈些问题，少讲些主义或政治比较符合韦伯给我们的无奈但中肯的启示，课堂上讲科学和实在问题解决，但中国教师讲道和术，没有教会学生术，学生哪来道的生成，中国儒学知识分子观念一般比较理想化，儒家的入世思想告诉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韦伯的实证主义人文思想对于儒学文化深受影响的我们来说，给了一条清晰的道路，那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我们希望国家会越来越好，也对国家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担忧，这个担忧其实也是国民人格塑造的担忧，因为一个国家的良好发展离不开这个国家国民的良好的人格塑造，这个人格包括民族人格价值人格科学人格民主人格自由人格奉献人格奋斗人格等等，其实要看一个国家有没有希望，只要看看青年一代就行了，说实话我们国家的国民人格的改良和重塑任重道远，既要继承传统文明又要承载西方文明，在这一点作为老师在课堂上是要发声的，从大的方面讲这是讲政治，这是良知，这也是讲学术的表现。

读书要有雄心，更要有恒心，最要有爱心。但我现在还做不到这“三个心”。我们的学习思考要有一个大历史观和世界眼光。学习与思考的重要方式是比较思维，在比较中寻同与辨异。这一点，我们现在还很难做到，起码我现在还很迷茫。学习与思考的重要方法还包括质疑思维、逻辑推理思维、多维度辩证思维、时间与空间思维。科学的思维方式很重要，它会从一定的程度决定思维的高度、广度、深度，影响个人或国家的行动。比如当前我们在处理国家问题和个人交往时要破除阶级思维的固化。我们如果运用科学思维来读韦伯的思想文集，即使不能完全理解韦伯的深厚思想，相信也促使我们进行客观的思考和反思，多少也能学到一点点大家韦伯的深厚思想，要说明一点他是近现代社会学重要奠基人，我比较欣赏和崇拜他，但我还是读不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