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9号，我出生在平度市南村镇西北街村，阴历七月初一。按照我母亲的说法，那年六月是小进，没有三十，否则我就属于上半年出生的。

这个初一出生，我认为在我的学习生涯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那时，入学的年龄按照阴历，上半年可以去、下半年不可的原则。1980年夏季，我的很多小伙伴都已上学，而我因为“年龄小”就只能到次年。在我上四年级时，恰逢小学改“六年制”，当时的五年级分裂为五年级和六年级。当时我想，如果我早一年上学，按照我的学习成绩，必定可以直上六年级，也就相当于差两级。

这个“初一生日”大概还影响了我的中考及后来的人生。1989年中考那年，时逢第一次全市普通高中提前预选，我成为了南村中心中学被平度一中提前录取中的16名学生中的一员。殊不知，在那年之前，都是中专提前预选。考上中专，提走户口，就意味着端上铁饭碗，那可是我娘曾经心心念念盼望的。为此，她老人家还埋怨过我，甚至半月不理睬我。

再回到生活上中来:我比妹妹大三岁，大概在她出生后不久，我就被送到了姥姥家，相隔八里的大高家庄村。在我学龄前的幼小记忆里，绝大部分是姥姥、姥爷、两个姨妈，以及那个村庄里的小伙伴。即使后来回南村入小学以后，每每寒暑假到姥姥家，邻居见到也是问“回来了？”而不是“来了？”可能人家认为，我就是那个村子的人。

有时候我想，我的性格中敏感、细腻的部分是否与我那时的“寄人篱下”有关系？在我幼小的印象中，我几乎没有跟姥姥提过要求，即使是几分钱的零食或者本子。而姥姥对我，那也是“情有独钟”，过年分压岁钱，给我的也要比别人多。她老人家还常常对我娘说:你就有这俩闺女，以后指望她们就行，错不了的。

小学的六年及初中三年，父母做小生意，起早贪黑。早饭基本没吃过，常常是我们早晨起床时，父母早已出发多时。午饭，很多时候，是母亲提前一天做好的，冬天的时候常常放在被窝里暖和着。晚上，是一天中最温暖的时光。最最深刻的一幕是，母亲在厨房忙活着做饭，父亲在整理货物(年画或者军服)，妹妹在看电视，我在另一房间趴在炕沿上写作业。

小学的时光，大概我算是乖乖女的形象吧。学习成绩不错，听话不捣乱，估计因此收到老师的青睐。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第一件，班主任把她的儿子安排和我同位，还嘱咐她那调皮捣蛋的儿子，看我写的字横平竖直，数学题做的那么正确；第二件，大约是五年级时，我们班有个转学来的男同学，大概是因为其父母是机关干部，老师就临时把我的同位调走，安排他坐在我旁边。这件事，成为我至今内疚(或者羞愧)的事。这位新同学，当时同学叫他“瘸腿”(现在想来就是股骨头坏死)，而我，或者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者是恃宠而骄，或者是道德不良，也经常嘲讽他、打击他。现在偶尔回忆起来，真是讨厌当初的自己。在工作中，偶然看到和他重名的病号，都要仔细辨别，仅仅希望有生一年可以见他一面，亲口说声“对不起”！

我们那一级，刚刚赶上九年制义务教育，所有的小学同学都进入中学。不过记得，当时也有严格的升学考试，而且有提前传闻说，多少多少人不能上初中。而我，在那次考试中，竟然脱颖而出，成为那一年级三百多人的第五名，初中班级的第一名。小学阶段，没怎么排名词，我大概也就是在班里前十名吧。

初中第一考，来了个开门红，接下来的三年也很顺利。那时候的考试，经常是全镇评比。期中期末考试，常常先在班级挑选出优秀学生，然后参加全镇的集体考试。搬着自己做的凳子当桌子，坐着从家里带的小马扎，操场上，烈日下，一排排，一行行，从镇上各个初中赶过来的学子们，聚精会神地在埋头答题。

后来的高中生活，并没有延续初中的好运。而对于资质平庸的我来说，可算是步履维艰。高一的快节奏，只感觉脑子不够用。我清楚记得，物理课很多排在上午第一节，而我，往往困得睁不开眼睛。高二，也许时间上能够适应，然而一步跟不上十步撵不上，八九门的课程已经很难追上。高考，名落孙山是可以预料的结果。

高中阶段，并不是不努力，并不是不用功，然而，就是没有成果。几乎所有的考试，都排在班级四十名左右，最好的一次，好像是二十七。那时候，内心的挫败感、内心的压力真的好大(在此，忆起李老师上课说的，班级的落后生承担着班级的压力！)记得曾经在语文课的作文里，抒发过内心的不如意，马老师的评语大意是“走过去！未来，会感谢现在的选择！”

高考落榜以后，在家郁闷俩月，后来被同村同样命运的同学带到南村十中，准备复读。报道第一天，一位年轻班主任说:“在这里，别指望老师给你讲深奥知识，只要你提出的问题，他们能给你解答出来就行。”大概是适逢中秋放假，直接没走进教室。后来的假期，收到高中同学的信件得知，大部分落榜的同学都加入到九中复读班。(至此，感谢那位给我写信的毛同学，还没有亲口给她表达过！)

九中的复读班，不在九中校园内，而是设在附近河头村的一个独立的不大的院落里。只有两个班，每班七八十人，宿舍是旁边的普通民房，睡得是大通铺。那时候，头上没有虱子的女同学几乎没有。这一年，除了学业上的收获，就是在此认识了那个后来成为我丈夫的人。

那些年的高考，是考试之前先填报志愿。92年的志愿，是跟随同学报的师范类。据传闻是，那一年的师范类可能分数比较低。结果，那一年的师范类分数出乎意料地高。93年的高考，遵照父母意愿，清一色全是医学院，理由是“人吃五谷杂粮总有生病的时候，所以自己家人看病方便”。即使那时根本不知道，“影像专业”为何物。(我的父亲至今引以为豪，我目前的专业是他给选的。)

1996年秋天，步入青岛大学医学院，医学影像专业。医学生的三年，紧张、充实，每周六天上课，每天的晚自习雷打不动。跟师范类的同学相比，我们的学习才是真的学习。最后一年的实习，是在青医附院。我是先转的临床，见过呼吸内科的秦筱梅老师查房，其知识之渊博、要求之严谨，至今难忘。

毕业之际，恰逢平度市骨科医院成立之初。我和我的同班同学小刘，还有另一位男同事共同加入。那时候的骨科医院，还是相当红火的，车祸病号占多数，所以奖金也是不少的。直到1999年，医院改制引起职工不满，最后的解决方式是被人民医院兼并。我们那帮坚持到最后的人员自然成为人民医院的一员。

期间于1997年底，我和丈夫已经结婚，在同和十里铺租的房子。1999年10月份，女儿出生，在医院最艰难改制混乱阶段，恰好我在家里休产假。所以生孩子之前，我在骨科医院工作；生孩子以后上班时，已经成了人民医院的职工。

被合并到人民医院以后，我一直在放射科工作，干的是普通放射。这部分工作比较轻松，有时候一周只上两天白班，除了一个夜班。直到2013年，新门诊楼投入使用，放射科跟CT室合并为医学影像科。作为老普放的人员，在四十多岁的年纪，又要继续重新学艺。不得已，于2015年上半年，再次回到青医附院，再次回炉深造。

这次的进修，和前两次(2004年的北医一院和2009年的天津肿瘤医院)的大不相同，明显感觉压力大、责任重、时间紧(因为要立即投入到繁重的工作中)。所以，那段时间，自己的心态很不好，失眠、焦虑、烦躁。大概自去年开始，突然不再想去追求本专业上的精益求精，遇到疑难杂症，懒得去刨根问底。难道，这是心态衰老的标志？还是受其伤害后的应激反应？也是自己的能力所限吧？！

现在的我，反思中认为，对于孩子后来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各种状况，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耐心和爱心已经被工作消磨殆尽。还有，老公也是2013年底调换工作，开始那几年，各种不适应，各种压力，其焦虑、烦躁并不少于我。后来，我们的家庭关系出现了问题，就表现在孩子——家庭最弱者的身上。

最近他的状况，又是刚刚调换工作，又是各种不适应，焦虑、烦躁，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不一样了，对于他的不良情绪，我可以接纳和包容。

前半生已过，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幸运、有福之人！但愿未来，越来越好，也能够继续拥有爱、喜悦、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