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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朱熹的历史世界》
光宗在南宋史上特以精神失常著称；他比孝宗更有理由成为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在古今史学家的笔下，他的名字和一朝事迹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这是由于他在位时间一共不过五年（ 1190—1194 ），而且也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事故。但是从本书下篇的观点说，这五年正是关键时刻，因为孝宗晚年与光宗一朝是同始同终的。孝宗的更改与部署二重奏之所以不能顺利展开，光宗所握有的皇权是其最大的阻力。
光宗之取得储位十分得力于他走高宗与宪圣的内线。从他精神失常前后所表现的言行看，他好像在情感上偏向于高宗与宪圣。他的心中，他的储位毋宁是高宗与宪圣所赐，而非得之于孝宗。
孝宗与高宗之间存在着两种“认同”的根本冲突；高宗通过“认同”而建立的是“现实型自我”，而孝宗则是“理想型自我”。元祐时期宣仁太后垂帘，哲宗御座在对面，只见到奏事大臣的“臀背”，这位十几岁的小皇帝从此怀愤在心，因而亲政后尽翻元祐政局。
光宗曾受过几十年的经典教育，即使并没有吸收多少儒家的价值意识，至少也应该学到了一点予取的礼节。他何以在受禅问题上表现得如此浅薄无含蓄呢？这个谜底只有在考察了他的皇后李氏之后才能解开。李后出身于“群盗”之家才是比较真实的记录。南宋初所谓“群盗”即是民间的武力集团，经收编后成为朝廷军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李后无疑是一个侵略性极强的女性，完全合乎中国传统所谓“牝鸡司晨”。她比光宗尚长两岁，几乎从开始便制服了光宗，这一主从关系一直维持到最后。
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李后的价值意识对光宗必然发生了日积月累的浸润作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在遍检有关资料之后，我现在可以很负责地指出，光宗的精神失序主要是孝宗的压力逼出来的。其具体的经过可以概括于下：在孝宗的最初设计中，他早已预定由光宗来执行他的更改构想，这一点前面已说过了。
以光宗“意我”之膨胀，再加上李后在背后的教唆，时间一久，他对太上皇的训斥必然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朝重华宫便成为他不恤任何代价也必须逃避的精神痛苦。他在病发前独幸外苑，不肯请孝宗同游，而且一听到太上皇便暴怒不能自已，这已清楚露出他的病源何在。他的性格与成长环境都与孝宗不同，“坚忍”两个字在他身上是找不到的；而“一月四朝”则是定制，避无可避，精神失序是他惟一的解脱之道。
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儿子的病与他自己有关，竟准备如留正苦谏不入，再亲自出马“留渠细语”。事实上他的“细语”正是病源，也就是光宗最害怕的事，难怪光宗病情稍愈之后，千方百计不肯去朝重华宫了。
事实上，孝宗禅位后对于毕生认同的“意我理想”持之益坚，政治部署绝不可能中途而废；“一月四朝”则是他在幕后发踪指示的主要管道。光宗所承受的“责善”压力集中于此，这便难怪他要视之为畏途了。
由于“一月四朝”是高宗禅位以后南宋的祖制，孝道更是儒家文化的中心价值，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公开表示异议；他们只能消极地不说话，以尽可能避免对光宗施加任何道德的压力。
《洪范》相传是箕子答周武王关于治理天下之问，共九类，而“皇极”适居其中，为第五，故后世往往以“九五”附会之。概括言之，“皇极”所陈是“天子”或“王”怎样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
他所奉行的政治纲领本是一种折衷调和的方案，基本上贯彻高宗的“安静”要求，但同时也给孝宗的“恢复”远景保留一线希望。
官僚集团用虚构的三“论”将“天下有智之士”都排挤在政府之外，使本身日益“佞庸”化，而独据权力中心，其后果自不问可知。
皇权有它内在变动的轨迹，本章已逐步予以追溯。但皇权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体政治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处于权力发动的源头
皇权的结构和动态，由于参与者的不同，在每一朝都呈现出独特的面貌。但皇权的变动也有它内在的因果系列，未可全以人事的偶然视之。甚至表面上好像是偶然事件，若深入分析，则仍不脱因果系列的支配，光宗“失心疯”便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在最高施政纲领将变未变之际，先展开关于“国是”的讨论，其事始于北宋熙宁变法，直至孝宗晚年，此风犹存。这说明南宋的政治文化大体上仍继承着北宋的传统。
皇权方面之所以接受“皇极”为“国是”，主要是借重“大中”的涵义以“消释朋党”，这和曾布所提出的“建中”概念，意思确是相通的。
在王淮执政期间，他们在“皇极”庇护之下，以“安静”为借口，一方面尽可能将己方成员安置在台谏给舍等重要位置上，另一方面则得过且过，以敷衍苟且来防止“生事”。
他训“皇”为“君”、训“极”为“标准”，即“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见《皇极辨》），则尤具深意。这样一来，“皇极”竟成为约束人君的一种原则了。他一向不满意南渡以后高宗把君权提得太高。
南宋理学虽多了“内圣”一层曲折，却未尝遗弃“外王”；它仍然继承了北宋以来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
“行道”之“君”之难得其人和皇权的内在限制同为不可忽视的两大因素。
嘉王（按：宁宗）闻命，惊惶欲走。宪圣已令知閤门事韩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连称：“告大妈妈（原注：“宪圣”），臣做不得，做不得。”宪圣命侂胄：“取黄袍来，我自与他着。”王遂掣侂胄肘环殿柱。宪圣叱王立侍，因责王以“我见你公公（按：高宗），又见你大爹爹（按：孝宗），见你爷（按：光宗），今又却见你”。言讫，泣数行下。侂胄从旁力以天命为劝。王知宪圣圣意坚且怒，遂衣黄袍，亟拜不知数，口中犹微道“做不得”。
这是朱熹“得君行道”的最后对象，特引之结束他的历史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