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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朱熹的历史世界》

第一，官僚集团中人似乎最不能忍受的便是“道学家”由“自负所学”而产生的“矜己以傲人”。但这一感受究竟是有事实根据，还是出于先人之见，则很难判断。

职业官僚如刘德秀之流平时既不从事学问，又习闻此说，则一见叶、詹“离席默坐”便不免疑心生暗鬼，认为这是轻视他的表示。无论如何，这一深刻心理隔阂在官僚集团与理学集团之间划下了一道不可踰越的鸿沟；庆元“伪学”之禁是和这一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朱熹与赵汝愚改卜之议起于会稽陵地甚浅，其下皆水石，不宜为孝宗殡宫。把这件事解释作朱熹刻意为蔡元定谋进身之阶，充分显示了官僚集团在政治斗争中无所不用其极。

官僚集团的心态。他们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根本不承认“道学家”除了私人利害以外，还可能有关于公益或理想的考虑。刘德秀与曾撙的关系从“素厚善”急转直下，至于彻底破裂，无论事实真相如何，也显然起于他与曾之间的利害冲突。我在前面曾指出，官僚集团成员的基本关怀主要是个人宦途的得失，刘德秀的自述为此一论点提供了双重印证。

“道学”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史上的概念主要是指程、朱一系的内圣之学，也只有朱熹一派完全向它认同。陆九渊、陈傅良、叶適等都不愿居“道学之名”，“道学”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则是官僚集团的创作，其确切的涵义便是“道学朋党”。这一涵义的“道学”最初虽也指朱熹及其门人而言，但它的范围随着理学集团在政治上不断扩大而相应推广。绍熙、庆元之际，官僚集团为了树立一个对立面，对政敌作一网打尽之计，因此无论是“江西顿悟”、“永嘉事功”，他们都一概以“道学”目之。

由于皇权已分裂为二 —— 光宗的正式皇权和孝宗的幕后皇权，官僚集团终于找到一条与理学集团相抗衡的途径，即通过光宗的“近幸”（亦称“近习”）以巩固并扩张己方的势力。

光宗本来便偏向于官僚集团，因此才需要“近习”如姜特立之流为他奔走联络

姜特立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与庆元时期的韩侂胄先后完全一致。留正与他的争执不仅不是个人之间的冲突，而且也超过了宰相与近幸之间的冲突。更深一层看，它直接象征了皇权的分裂，间接则反映了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在新阶段的对峙。

庆元四年七月己未。这时韩侂胄已有意起用“道学”之士如薛叔似、叶適等人，以缓和政局的紧张。但官僚集团则意态坚定，绝不许任何理学集团成员死灰复燃。丁逢在这一关键时刻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薛、叶二人既不能重返政府，曾经推荐过丁逢的陈傅良为“永嘉诸贤”之首，自然更没有复出之望了。这不但显示出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而且也透露了官僚集团与皇权之间步调并不尽一致。

理学集团基本上属于孝宗幕后皇权的系统，光宗在位五六年一直感到它的重大压力；他之所以对官僚集团发生“亲”而“旧”的偏向，如前引朱熹《与留丞相书》所云，正是因为他需要有另一臣僚系统来执行自己的意志，以取得政治上的均势。姜特立因此成为他和官僚集团之间最有效的联络人；他在绍熙四年病况稍愈之后坚持调特立入都，便是最好的说明。我们必须把特立看做光宗皇权的代表，而不仅是一个弄权的“近幸”，他的许多活动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孝宗晚年的政治部署，上章已详加论证，官僚集团在绍熙时期仍然“布满要津”则正不妨视为光宗的反部署。

这一集团的同一性主要建立在个人宦途得失的考虑上面。面对着理学集团要求变革的威胁，他们坚决主张现行体制必须持续不变，因为这是他们保权与升迁的基本保障；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企图将理学集团摈除在权力中心之外，便是一种釜底抽薪的策略。

关心的重点始终都在“权”的得失而不在“学”的正误，这是本节一切证据所指向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

宁宗即位，皇权复归于一，侂冑手上操纵的是完整的皇权，这是特立所望尘莫及的。

在冲突尖锐化的阶段，彼此都运用台谏的力量劾去对方的主要成员。这是两大集团成员之间往往发生私怨的主要根源，上述胡纮在赵汝愚执政时期“夺职居余干”便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宪圣皇太后和宁宗所提出的“救偏建中”的要求并没有消失，他们已不能仅靠“伪学”的掩护继续进行彻底清除理学士大夫的运动了。为了争取皇权的支持，他们才挖空心思，造出“逆党”之说。皇权方面对于“伪学”并不十分在意，但对于“叛逆”则自然立即发生共鸣。天下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比“宗庙社稷”更能激起皇权的自卫本能，他们的策略终于奏效了。

禁伪学”确是官僚集团的一贯主张，假借侂胄的皇权而取得法律的效力。侂胄在赵汝愚死后便已有意逐渐开放党禁，但因官僚集团抗拒甚力，一时不能付之实践而已。

禁伪学”的原动力来自官僚集团，侂胄不过是在赵汝愚未死之前与他们同恶相济而已。在赵汝愚死后，双方的利害则越来越不能一致，最后终于分道扬镳。我们不能否认官僚集团中不乏“媚韩”以猎取功名的个人，但作为一个士大夫群体，这一集团并不完全是皇权的附庸，更不可视为韩侂胄个人的“鹰犬”。它和皇权曾有过互相利用的阶段，然而彼此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庆元六年朱熹去世时，理学集团早已“风流云散”，但官僚集团也到了曲终雅奏的时刻。这便是南宋政治史上两大集团从互动中出现与成长到互动中止而同时解体的全部过程。宋代儒家的政治文化至此也耗尽了它的全部活力。

承乾参决是因为唐太宗守高祖之丧，宋仁宗以皇太子亲政则由于真宗有疾。但承乾卒以罪废，天禧之事也几乎酿成大变。这两个例子都有负面的涵义，所以才引起“外议汹汹”。

皇权的分裂在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太子参决”诏下之时便已开始。在孝宗展开部署、准备援引大批理学之士入朝的时候，官僚集团 ——“ 王党”——的主要成员也开始包围“参决庶务”的太子，进行他们的反部署了。

由于时间迫促，不少反对更改的官僚集团成员仍然盘踞要津，孝宗也未能从容作人事上的新安排。在退位两三个月后，他所任命的宰相周必大便被逼去位，使他不得不感慨万千地说：“周有甚党？还是王党盛耳！”这是“内禅”时间表遭到扰乱的明证。

宪圣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在为她的养子伯玖（璩）争政治地位，意在取孝宗而代之。无论她和孝宗之间的个人关系如何，在客观上她构成了孝宗继位的最大阻力，这是毫无可疑的。绍兴二年孝宗与伯浩的竞争虽侥幸过关，但紧接着与伯玖之间的对峙则是一场延续了二十年以上的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