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官僚集团的起源与传承
一、前 言
二、起源：从陈贾“禁伪学”谈起
三、官僚集团的传承
四、光宗朝的官僚集团
五、刘德秀的自叙
六、姜特立——官僚集团与皇权
七、总 结
七、总 结
作者补充了三个论点：
[if !supportLists]第一，[endif]官僚集团在二十余年间大体上延续了集体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主要建立在个人宦途得失的考虑上面。他们保权与升迁的基本保障是坚决主张现行体制必须持续不变，必须将理学集团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反”道学“（或”伪学”)是掩饰权力争夺的一个借口。“道学”扩大成了一个政治概念，官僚集团关心的重点始终在于“权”的得失而不在于“学”的正误。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官僚集团个别成员中也偶尔有从学术立场上反对“道学”的人。如林栗，还有屡次阻止赵汝愚除命的汪义端（汪勃的孙子），他攻击大学可能与世传家学有关，还有高文虎，“与道学诸君子臭味不相投”。虽然官僚集团中有极少数“攻伪学人”是出于思想动机，但不足以动摇本节关于官僚集团的整体论断。
[if !supportLists]第二，[endif]官僚集团成员也是在宋代儒学空气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与理学集团成员会有重叠之处。陈骙在光宗朝是官僚集团领袖人物之一，事关士大夫的尊严，虽然其人为政敌，他仍然不甘缄默。官僚集团成员在文化修养上有深浅之别，也不能误以为凡是庆元时期在位的士大夫都是依附于韩侂胄，这也是两大集团之所以不取“君子”与“小人”简单二分的原因所在。
[if !supportLists]第三，[endif]樵川樵叟在五十年后评述“庆元党祸“，同情“收召群贤，一新庶政”确然抓住了赵汝愚和理学集团的基本动向，但将庆元政变归结为“近习窃柄”四个字则未免过于简单。在此结论下研究庆元党案，只会得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观点。从个人角度讲，韩侂胄是最大受益者，但从整体“森林”的角度分析，可以见到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
宁宗即位后，韩侂胄手上操纵着完整的皇权，他必须与外廷士大夫充分合作，加之“近习”的身份，才能将皇权的运作纳入国家正常法度之内。在此背景下，他与官僚集团结成了强固的同盟关系。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甲集“胡纮、李沐”条中认识得最清楚。
庆元时期攻“伪学”最卖力的三个人便是李沐、胡纮与刘德秀，而同为京镗所荐，三人无一不与赵汝愚、朱熹、叶適等有私人间怨嫌，镗为“侂胄谋主”，证据确凿。
两大集团自淳熙中叶一直互存极深刻的成见，在冲突尖锐化阶段都用台谏的力量劾去对方的主要成员，也是私怨发生的主要根源。但要理解他们在政治上的集体主动性，就不能单单将他们看作是挟怨报复的个人。为将理学集团摒除于权力中心韩侂胄所代表的皇权合作。官僚集团与皇权的目标不同，前者在于意图摧毁整个理学集团的政治基础，后者在于韩想夺取赵汝愚的执政权利。另外官僚集团中的成员也各有打算，各取所需。李沐和胡纮就是极有力的例证，因“积忿”利用韩所代表的皇权不遗余力的攻击“伪学”。
从个人推之集体，叶適《李公（祥）墓志铭》中一段文字最能证实官僚集团的长期持续性。从必大到赵汝愚，“忮者”（官僚集团）一贯向“道学”进攻，非至“道学散群”、“道学结局”不肯罢手。成员更替但官僚集团整体动向不变，前提便是朝廷上存在着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作者用官僚集团来称谓这样一个历史建构，既有许多个别成员构成，又自有超个人的集体同一性。
作者从叶適的亲历证词推断出官僚集团有相当程度的政治主体性，“相与击逐”道学士大夫是自发的集体行动，并非受“近习”指使使然。
《道命录》中有关“救偏建中”之论，旨在说明，从皇权立场说，朝廷上敌对的党派必须取得平衡才能使政局安定，所以息党争的主张使官僚集团大为慌张，唯恐理学集团死灰复燃。但是此时京镗、何澹、叶翥已分别取得执政的地位，皇权逼不得已向官僚集团让步，于是“不必专及旧事”一字之差使官僚集团有权对理学士大夫“根株断除之”。
经过以上分析可见，官僚集团与皇权之间利害不尽一致，前者公然集体抗拒皇权“救偏建中”的要求。韩在赵死后，斗志开始松懈，但官僚集团则穷寇必追，斗志方兴未艾。事实证明，韩也是持“救偏建中”的立场。传统观点认为在庆元时期，官僚集团都在迎合他一人的意志，我们无任何根据接受这种学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卷六“庆元党禁”条中说，侂胄与“道学”之间并无宿恨，又将“叛逆”与“伪学”加以区别，作者稍作引申，以证其说。
《四朝闻见录》“赵忠定”条中的故事说明韩对朱熹与“道学”并无很深的敌意，与余所谓“与道学何尤”互证。
“叛逆”是针对赵汝愚的执政权利而设。最初仅指重汝愚及徐谊、刘光祖等极少数人，但庆元三年官僚集团却将“叛逆”的罪名扩大到绝大多数理学集团成员的身上。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