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代党争与文字狱，作者举了两个故事来印证叶適的论述。关于党争迫害的，在陆游《家世旧闻》中有记载，关于他的祖父被吴材攻击去位的内幕，说明元祐士大夫所遭受的政治破坏完全是“绍述”派穷追猛打造成在。文字狱方面作者选取“乌台诗案”一例。此案中，主事者为王珪，苏轼罪名不过是讪谤新法，“沮坏法度”，但王珪却想用“不臣”罪名置之于死地。所以《石林诗话》的这条记载也为叶適的观察增加了一个有力的例证。
在宋代党争中，因儒家文化的影响，皇帝在这些迫害中起了缓和保护作用，所以叶適说宋代“无杀士大夫之祸”，与明、清两代对照，这一论断还是可靠的。
下 篇 专 论
绪 说
在下篇中会集中研究朱熹时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从登第、筮仕，至孝宗时应诏上封事，到“褫职罢祠”，大致是在12世纪的下半叶。
作者解释了在此篇各章特称“理学”或“理学家”而没有全部采用“道学”“道学家”的缘由，因为“道学”“道学家”有广义和狭义之别，而“理学”（指“内圣”之学）在南宋早已正式成立。
在一般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论著中，几乎看不到理学家的政治活动。本书既然研究宋代政治文化，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自然构成研究的中心，如此理学家的政治活动更是题中必有之义。理学在北宋无大影响，到南宋才取得了儒学主流的地位，政治活动也变得频繁。
在第八、九章论讨论的是理学、理学家与南宋政治文化的一般关系，最后三章主要牵涉孝、光、宁三朝的政潮与党争及理学家集体的与个别的政治行动，以彰显南宋儒学的政治取向。
理学派士大夫继承了北宋秩序重建的儒学理想，与孝宗晚年修明内政以图“恢复”的想法基本一致，所以他们结成了联盟，但孝宗“末年之政”却未曾真正实施。孝宗晚年大量引进理学派士大夫以取代王淮的官僚集团，理学家们也很珍惜这个“得君行道”的机会。理学阵营的振奋之情可见于朱熹接受兵部郎官的任命。孝宗退位后人事部置尚未完结，寄望于光宗推展改革运动。
朱熹弹劾唐仲友是官僚集团与理学集团尖锐冲突的一个显著标志，在孝宗与理学士大夫结成联盟之后，周必大继王淮相位，官僚集团因为没有了皇权的支持转入进攻阶段（领袖人物为“参决庶务”的太子（光宗））。历史事实已证明孝宗的改革部署直接激成两大政治集团的冲突。直至宁宗庆元元年，以赵汝愚为首的理学集团彻底失败才告结束。
但孝宗既决心改革，为何在末年才显示出如此大的决心，而且又匆匆禅位于光宗，为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不得不从皇权领域找寻。
从淳熙十五年到庆元初年，理学集团，官僚集团和皇权是权力世界三股原动力，各有自主性，但也是互动的。这一时期基本活动是有关理学集团和官僚集团的，但必须以皇权为主体。在这一时期皇权的最大特色是它分裂为两个中心：孝宗所代表的改革中心和光宗所代表的反改革中心，这种分裂以致激成外廷的政争，因此作者将在最后一章集中研究孝宗和光宗两个皇帝的生活与思想背景。在第十二章中，作者将以心理事实为基础（上与高宗，下与光宗的心理冲突），探求孝宗末年执政的原动力所在以及皇权分裂的原因。所以对于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在孝、光、宁三朝的长期争衡只有通过皇权内在变化这一主轴才能得到完整的说明。另外作者澄清了绝不预认心理因素普遍存在于一切史事中，强调皇权重要性并不是夸大皇帝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此两点澄清有利于对下篇主旨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