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4日
因“新法”利弊之争而分裂的王安石与程灏等在重建秩序方面是一致的，这一点在《程氏遗书》中程颐的追述中可予以证明（元祐之政失败追述熙宁往事）（“青苗”与”免役“最具争议），但也并非完全相同。王安石主张全面更新秩序，司马光则认为应“弊而修之”，二程则积极赞同王安石。
但在“内圣”方面，二程与王安石则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作者据《程氏外书》论据，程灏的“对塔说相论”指王安石的“道”是佛而不是儒。熙宁五年，王安石与神宗的对话可作为根据，我们须知道王安石并不严格区分儒、释江界，如此才能认识到道学（或理学）何以是儒学发展的最高境界阶段。二程认为王安石的“内圣”假借释氏者太多，故想将所有“内圣”之学发掘出来。但王安石与道学家的关系并不纯粹是政治性的，我们必须修正此偏见。二程将“新学”视作远较佛学厉害的敌人（称王安石之学为“新学”）此在《龟山集》中可见这一思想史料，“整顿介甫之学”便不可避免，程颢死后仍然继续，在与王安石“新学”长期奋斗中，二程道学逐渐定型。
作者引证《南轩集》中张栻与朱熹书信往来，可知“道学”与“新学”之间必有可以“比尔同之”之处。
朱熹因行社会制而推行王安石之青苗而遭张栻痛斥，但朱熹确知二程“道学”与“新学”关系密切。
王安石的心学不分儒释道，且“道德性命”之说已吸收了“释、老”成分，所以“整顿介甫之学”即无需特意“排释老”才为当务之亟。
宋代儒学以重建秩序为主要秩序，经古文运动、改革运动到道学形成为一历史曲折。儒学思想则从前期的“外王”而往转入后期的“外王“与”内圣“并重阶段，这其中王安石为这一转折之关键人物。作者特别指出，强调“外王”必须具备“内圣”的精神基础是王安石对宋代儒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另外，作者指出“内圣”之学在宋初即另成伏流，绝非周、二程、张直接发现了韩愈，李翱的文字而陡然崛起。王安石的“性命之理”由人直贯于“天地”，“内圣外王”合一预设超越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外作器”“内作德”与“外王”“内圣”相为表里之意。程颐分辨“中”“道”“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与王安石的见解大端相近。
据《周官新义》作者指出，王安石的“内圣外王”是人君与宰辅的共同责任，这在“同治天下”与“共定国是”却有具体表现，这也标志着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的呈现，作为推动这一意识的重要力量，王安石所强调的“内作德”“德自中出”意指何？
作者举例《大人论》《临川文集》及《语类》知王安石相信“存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间”的“道”统辖万有，对于“德”在此处则有了极清晰的界定：“德”是个别人的人所得到的“道”，他的“以德求多福”强调惟有“内圣”才能导致“外王”（“盛德”转出“大业”，“苟存乎人，则所谓德”也可以与“盛德大业”相印证。与王安石不同的是，在权力世界中，王、程二人立场都认为“德”在己方，而对手则未曾见“道”。“道学”与王氏新学既针锋相对，另一方面却又在同一政治框架之内。
四、道学家“辟佛”与宋代佛教的新动向
本章节主要考察北宋历史上的“继韩”与“辟佛”两事。
宋初时代之需求，古文运动将韩愈的原始论旨转入重建秩序（即尧、舜，三王治人之道），韩愈文章起媒触之作用，他关于性、情等观念的讨论早于二程道学，但多方论证，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不会再过高估计韩愈对二程的影响。
韩愈因《论佛骨表》而与佛教正面作战而放逐，在民间则有李霭攻击佛教。北宋神宗时理学初兴，神宗以释氏为“妙道”，以禅为“妙法”，理学成熟则在南宋孝宗之世。孝宗也是一位禅宗信徒。宋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皇帝崇信释氏，这也是北宋道学家“辟佛”之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