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二、孝宗晚年部署之一——周必大、留正、赵汝愚汝愚三相
附说一：朱熹“立朝四十日”辨
附说二：六和塔与浙江亭
附说三：灵芝寺与北关
三、孝宗晚年部署之二——擢用理学型士大夫
四、理学集团的布局——荐士与重整台谏
附说二：六和塔与浙江亭
《朱子年谱》中记载六和塔之聚“纷然不决”，既已到临安，又何以至如此呢？作者在此进行了详考。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关于六和塔的记载可知塔在龙山月轮峰，且塔与寺重建完成在孝宗即位以后。
朱熹在“足疾”未愈，征衫未卸的情况下，何以能登上六和塔（路难登）？作者读《题秀江亭》“登临方觉险”断定朱熹不可能在下车或解舟后立即先登六和塔。《宋史》记载在同一时期，留正“正待罪六和塔”“汝愚出浙江亭待罪”。《乾道临安志》云浙江亭至迟在真宗时已经存在。据晏殊的说法，宋初改唐代樟亭驿为浙江亭，是政府的驿馆，可在此“待罪”。
从北宋起，宰相辞免时期往往“出居”汴京城外的观音院“待罪”，在南宋则是在“浙江亭”。留正“待罪六和塔”，此处的六和塔两种可能性：第一是指开化寺，假定是可供官员旅居的地方，无证，放弃。第二“六和塔”已成为塔附近的一个地名的俗称，而浙江亭在钱塘江岸，故作者认为“六和塔”即是“浙江亭”的代号。
对于第二条，据《德寿宫起居注》“浙江亭”是临安名胜，可观潮，而“六和塔”是为“镇江潮”而建，两者位置可知，一个建在龙山的月轮峰，浙江亭也恰在龙山之下，两者上下而望。吴自牧《观潮》中提供了绝妙的证据，据观潮的位置推论，可确知浙江亭位于六和塔地区之内。在叶適《施公墓志铭》“径出六和塔俟命”说明“六和塔”即指“浙江亭”已成铁案，所以此处正是“永嘉诸贤”迎迓朱熹而展开辩论的所在（留正、汝愚已待罪于此）。
附说三：灵芝寺与北关
在这一篇附说中，作者将对朱熹离开临安的经过进行考证。《朱子年谱》中有语“出灵芝寺，遂行”。在朱熹入都前一两年，灵芝寺大事扩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知大臣可馆其友与表忠观。表忠观位于城南龙山，是朝廷特为维护吴越王钱氏坟庙而建，在绍兴间曾重新修建。从这些记载，作者先假定朱熹有住在灵芝寺的可能，但这一假设也有瑕疵之处：第一，寺庙可暂居，但对朱熹来说，他是准备长期定居在临安的，第二朱熹的正式职位是焕章阁待制侍讲，建议早晚进讲，若如此，从灵芝寺到宫中要走全城之半，对于年纪大而又有“足疾”的朱熹来说，很难想象。第三：吴自牧《梦梁录》云“侍从宅，在都亭驿”。都亭驿与杭州东门之一的候潮门很近，朱熹的职位是侍从官，应住在皇宫之北的侍从宅，由此知他似不可能寄居涌金门外的灵芝寺。
于是，作者有第二层假设是，灵芝寺是涌金门的代称。据何澹《灵芝寺记》记载，当地人以灵芝寺代替涌金门未尝不可，但也只是推测，不足以支持。
第三个假设是，朱熹解除待制职务后即迁出侍从宅而暂居在灵芝寺，然后再从灵芝寺启程。叶绍翁关于“庆元党”的那条笔记“文公之去国，寓西湖灵芝寺，送者渐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独从容叩请，得穷理之学，有《紫阳传授》行于世”，解答了两个最具有关键性的疑问：“去国”时才寄寓于灵芝寺以及寄寓灵芝寺至少有三天。所以第三个假设可视为事实。
朱熹《与李季章书》“史院同僚饯别灵芝”知公私宴会在寺庙中举行已成一般风气。吴自牧《梦梁录》“四司六局筵会假赁”说明史院同僚送别乃公宴性质。此处假灵芝寺设宴，实乃因朱熹下榻于此，且有足疾，不良于行之故。
另外，《与李季章书》的重要性还表现在，这是表现朱熹临行前心境的唯一文件。“如仆乃知此味”（沈约《别范安成诗》）以“衰暮”之年，败兴而归，与“北关之集，风流云散，甚可叹也”为同一心境的延续，前者偏重个人，后者则倾向于整个的理学集团。
李季章（李壁）不在理学集团之内，与甚多在朝理学家交好。在宁宗内批逐熹之时，壁上奏抗论，义正词严。真德秀《跋刘静春与南轩帖》的记载可见，李壁敬重朱熹和同情理学集团，但因为他未曾直攻韩韩侂胄，所以才没有“党禁”之祸。
借李壁之事，作者澄清下篇将要论及的一个论点：即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在孝、光、宁三朝交替之际互争政权的不断激化。在位士大夫中仍有独立于二集团之外者，李壁为之一，他的政治同情偏向理学集团一边。另一人为倪思，叶绍翁评之“于韩、赵皆无所附”，所以不能将两大集团的矛盾无限扩大。“道学结局”后依然在位的士大夫也未必是韩的党徒。朱熹与李壁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也证明了朱熹并没有如此看待李壁。
关于北关之集，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中对于启程何日并无定见。但按照朱熹在离去前的实际活动，他以“出灵芝寺，遂行”为启程是不能成立的。作者引朱熹《辞免宝文阁待制与郡状》，从收到“与放谢辞”劄子与又收到尚书省传达“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的劄子，而且考虑到尚书省不可能晚上办公，可知“二十五日”已离开灵芝寺，而在临安城候船启程。在内批与宫观之后，又有除待制与差遣之旨，主要是怕此事曝光引起轩然大波，抗议者多，再颁除命是为缓和朝论。《庆元党禁》中有语“二十五日有旨，除宝文阁待制与郡，刘光祖再上疏留行”，可证朱熹当日未登舟。“史院同僚饯别灵芝”、“出灵芝寺”、“北关之集”和“二十五日晚又准尚书省劄子”，这四件事一一安排进他从被逐至启程的时序之内。
作者断言二十五日晚上，朱熹在临安北关之外的驿馆中。“出关待命”即在北郭驿亭等候朝廷决定。“出关”是出北关的简称。（朱熹《与彭子寿》“出关恰一月”，此书作于庆元元年初）。
作者推测朱熹此行仓猝，于驿馆候船一两日，理由有：一：只有在北关驿馆才能在二十五日晚收到尚书省劄子，故旧谱中有“有旨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之下有“遂行”两字；第二，在灵芝寺为“史院同僚饯别”。朱熹《与刘德修》”北关之集“则是与关系更深的友生的饯别，这必须得在驿馆住一两天才可以。楼钥《孙公神道碑》知人数较少的小规模祖饯在北关外驿馆中屡见不鲜。所以基于以上理由，作者断定朱熹在二十五日晚上仍在北关外的北郭驿亭。
“出关”是南宋政治文化中应受特别瞩目的现象。朱熹说“狼狈出关”，回忆起淳熙十五年，被林栗与“王党”联手逐出临安，经不起“致君行道”的诱惑，又有了第二次的“狼狈出关”。与姜特立的《出关》诗作一对照，空余叹息一声！叹！！！
附《出关》：
宦路崎岖阅岁华，
更无佳思发诗芭。
出关便有山林兴，
续藁从今渐有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