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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朱熹的历史世界》
在寻求“安静”的时期，他当然依赖保守取向的职业官僚集团，但“恢复”之论一起，他便不能不转而与理学士大夫谋议了。
据我遍检一切有关文献所得的整体印象，他不耐王淮的因循敷衍已始于太上皇高宗未死之前。淳熙十四年二月，在王淮独相五年（淳熙九年至十三年）之后，他忽然除周必大为右相，留正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已显露出更改执政的意向；更改执政也必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政策调整。所以孝宗晚年静极思动确是自发的。
此时太子参决庶政已将一年，孝宗退位只是早晚间事。孝宗的构想是为未来的光宗布置一个大有为的新局面，先从改革内政做起，为“恢复”作好充足的准备，“复仇”之举则必须留给新皇帝去完成。
必须用“刚明公正”而肯任事的“天下之第一流”代替目前那些“唯诺奉行文书”的“至庸之材”。（见《文集》卷一一《戊申封事》论“急务之二”一节）这一建议也许更加强了孝宗召理学型士大夫入中枢的信念。
孝宗此举与内禅合而为一。他的设计是通过人事的更换，为新皇帝建立一个以理学型士大夫为主体的执政集团，来逐步实现他的构想。因此这一除旧布新的工作始终都在静静地进行之中。孝宗和理学家群事实上是在计划改变“国是”，然而却没有正式揭举这面旗帜；他们大概寄望于新皇帝能继承这一新的开端，待一切部署完成之后再公开宣布，一新天下耳目。这个打算虽然不错，但却未免对光宗的心理反应估计不足，而且留给反对派以极大的活动空间，使他们可以从容图谋反击。所以孝宗死后不过一年，他和理学集团共同经营了七年（淳熙十四年至绍熙五年， 1187—1194 ）的政治部署便烟消云散了。
孝宗大概认为他的稳健温和作风最适宜于领导新旧之交的过渡，因此至少希望他再继续执政两三年。孝宗在内禅前夕擢升他为左相，显然是为了巩固他的执政地位。至于新皇帝即位不过三个月他便为“王党”攻去，则是孝宗始料所不及的。
汝愚一方面继承了北宋儒学重治道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服膺南宋理学的“外王”理想。他比周必大和留正年轻十岁以上，是在理学文化最旺盛的时期长成的，因此对当世理学诸大家多了一份敬意与亲切。
“人必先疑，然后谗入’，这位青年皇帝受不了朱熹的严辞督责，事事过问，才是他被逐的主因。我们不能低估皇帝本人的意志在这一决定上的重大作用。“急于致君（行道）”才是他不能久于其位的根源所在。
他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政治方案：一个是蹈常袭故，“偷安目前”；另一个则是“大有为”，除旧布新，“建子孙万世之计”。不用说，第一个方案正是自王淮执政以来，官僚集团所谨守勿失的。但第二个方案则体现了孝宗晚年政治部署的基本精神，也是理学集团，包括朱熹在内，愿意投身权力世界，和汝愚共同奋斗的主要理由。
倪思在周必大，赵汝愚执政时期不肯依附理学集团，甚至对人人景仰的朱熹也仅以平常眼光看待，以致引起在位理学家的怀疑。陈傅良、章颖都曾论劾过他。但在韩侂胄权势薰天之际，他也同样不稍迁就，并面叱韩的说客刘德秀曰：“从赵公者皆一时之杰，吾犹不肯轻附，尚尔之从耶！
儒家理想主义是他们要求建立合理秩序的精神动力；士大夫的身份 —— 无论是在位还是“奉祠”——则赋予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理学集团（或“道学群”）与官僚集团，其分别绝不是前者代表学术，后者代表政治，这一现代的分野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们是两个政治取向相反的士大夫集体，从双方成员传记中所载的履历看，我们很难发现他们之间有任何显著的差异。两者的争执也发生在权力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