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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朱熹的历史世界》
从理想的层面说，士阶层在宋代的处境不但前面超越了汉唐，而且更是后来元、明、清所望尘莫及。
整体而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宋代士的功能已发挥到最大的限度。
宋代党争激烈，文字狱也迭兴，对于受害的士大夫而言，其处境是相当悲惨的。仅从朱熹晚年遭党禁时期的疑惧和愤慨来看，我们便可以了解其大概了
宋代的党争自始即起于士大夫不同组合之间的内在分歧，既与宦官集团无任何关系，也不涵有与皇权相对抗的意味。
在吕夷简的方面，台谏多是他引进的人，如上引的侍御史韩渎和右司谏高若讷都出力为宰相打击政敌。
王质以得与范仲淹为“朋党”是一种荣幸，这已是在无意之中修改了“朋党”的价值观，使它从负面转向正面。
在这个“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士阶层在政治上已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故党争基本上起于内部的分化，既未见外力操纵的明显证据，也非与代表皇权的特殊势力 ——如宦官或外戚 — 相抗争。
第一阶段始于熙宁变法，终于秦桧执政，而以蔡京时代为其巅峰。这是“国是”法度化下党争的新形态，与以前截然划一界线。
第二阶段是朱熹时代的党争，始于孝宗后期，终于庆元党禁。
熙宁变法是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新旧两党对峙的尖锐化因此也随之而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不但熙宁时期如此，元祐时期旧党执政也同样激出进一步的内在分化。
党争性质在熙宁变法中发生根本的变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即“国是”观念的法度化。
“国是”观念获得皇权方面的公开承认，是一件大事；它意味着士阶层的政治地位在宋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和议出于高宗本人的意志确是事实，但绍兴八年定为“国是”（即诏中所谓“定议”），秦桧和他同党则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事已详见《“国是”考》中。所以当时高宗曾说秦桧是“国之司命”。
皇帝既参预了“国是”的决定程序，“国是”动摇势将损害皇权的无上尊严。
仁宗的话表示他愿意遵守唐、宋以来关于君权、相权与谏权的一般规定，并非新说。但朝廷士大夫“公议”和“台谏公言其失”正是党争的爆发场所。仁宗依循旧轨，故他的君权不曾落在党争的层次上，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发挥着最后仲裁的作用。以上面所讨论的景祐三年党争而言，仁宗虽当时即贬斥了范仲淹及其支持者，但第二年也罢免了吕夷简的相位。这是他用君权来平衡两党势力的消长。
由于“国是”的法度化，皇权已和士大夫中执政一派的政治主张联成一体，因此无论是皇帝或垂帘听政的太后（如宣仁）都不再有超然于党争之上的余地。
朱熹或进或退象征了两大壁垒的权力消长。但这并不表示朱熹一人的进退在政治上有何重大关系，而是因为朱熹已成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代表性人物，其个人的出处往往牵涉到一大批气类相近的士大夫的共同行动。
朱熹及“道学”型士大夫则是北宋新儒学的直接继承者：他们不但继续关心“治道”，而且依然念念不忘重建理想的秩序。不过处于后王安石时代，又置身于偏安的局面，他们所争的“国是”已不再是如何变法改制以“回向三代”，而是怎样先整顿好内部，然后再进而图“恢复”问题了。
这种“大更改”的抱负断然是和职业官僚“得过且过”、“勿生事”的心态互不相容的。而且诚如朱熹所言，职业官僚型士大夫往往对于一己的得失看得很重，“千涂万辙，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他们对于惯用道德语言的“道学”型士大夫自然会产生深刻的抗拒心理，更不愿意看到所谓“道学之徒”进入权力核心。这两大壁垒的最后冲突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
如果冲突的主要起因在于一方面职业官僚的领导集团只求“得过且过”，保持现状，而另一方面，“道学”型士大夫则主张打破“苟安”，进行一番“大更改”，那么我们便不能不解答下面这个吃紧的问题：士大夫群中有此“无为”和“有为”的两派分化自孝宗即位起已然（以前姑不论），为什么这个冲突一直要延迟到孝宗晚期才激化为广泛的党争呢？
孝宗自初受禅起，便以“屡易相”著称，其基本原因则在“国是”的摇摆不定。
王淮独能在相位至七年之久，成为孝宗朝的惟一异数？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只有从两方面着手：孝宗此一阶段的心理转变和王淮作为当时职业官僚群领袖的特质。
孝宗不问事，任由宰相行使当时常态的职权，已可断定是在王淮执政时期发生的。这一转变自然为职业官僚型士大夫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王淮有意将法律问题转化为学术思想的争论，因此想出了这一绝妙的说辞。
孝宗早年和中年任用宰相，大体上是以“恢复”取向（“誓清中原”）为原则，故其人如：张浚、虞允文，大抵皆属“骏发扬厉”的进取型；但晚期却一反常态，选中了一位“春迟冬湿”保守型的王淮。更可异的是孝宗与张浚、虞允文等“君臣投分”，而和王淮则“君臣异趋”。
王淮确有一套政务官的本领。大体上说，宋代著名的官箴“勤、谨、和、缓”四字，他都做到了。
念念不忘“仁爱心”怎样才能“及民”，可以说是宋代儒学的真血脉所在。“内圣”最后必须在“外王”上面发用，这说明南宋理学仍然延续着秩序重建的儒学大方向，不过多了一层曲折而已。地方行政则是整顿局部秩序的入手处，朱熹对于这一点有很深刻的切身体认。他为什么在“守南康、使浙东”之后，晚年又先后接受了漳州、潭州的任命，上引语录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很重要的理解的线索。
理学型和官僚型两个士大夫集团的分野已清楚地显现了出来。概括言之，前者在重建秩序的儒学大潮流推动之下，其基本政治取向是改变现状；后者承担了实现“安静”的任务，其取向是维持现状。
他的长期执政造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官僚集团，递相传衍，盘踞要津，在光、宁两朝继续发挥作用，庆元党禁主要便是他们的杰作
职业官僚群在任何时期都占士大夫中的绝对多数，这是必然而且正常的情况。但前已指出，在王淮执政的七年中，职业官僚群却特别养成了一种因循、苟且的风气。朱熹恰在这个时期向官僚系统挑战，刻意打破“得过且过”的现状，因此引起职业官僚型士大夫的强烈反击。
士大夫分化为“朋党”的三个主要方式：即权力关系 —— 以宰相的进退为转移；地域关系 —— 同乡的结合；学术思想的关系 —— 道学之士与非道学之土的对立。这三重关系的分化与组合，上文都已分别或详或略地有所涉及，杨万里的话则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为我们作了一次总结。
第一，为了摆脱唐末、五代武人操纵政局的困境，开国之主如太祖、太宗都深知只有依赖士阶层的积极支持才能使赵宋王朝获得长期的稳定。所以“尚文”成为宋代的基本政治取向。第二，五代以来，民间望治心切，也对“士”的复出抱着很高的期待。这一普遍的社会要求恰好和新朝的政治要求枹鼓相应。第三，从“尚文”转到“崇儒”不过是一步之遥，宋初儒学复兴的契机由此而启。到了仁宗时期，回向“三代”已是士大夫的响亮呼声了。皇帝处于日益丰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之中，不可能在心理上完全不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