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7日

        河洋小学的财会室里，人头攒动挤满了从各村小来听传达调资会消息的教师们。身上背着干旧的各种挎包，蔫搭蔫搭的。皱巴巴的衣服上沾着粉笔灰末儿，破旧的皮鞋和挽起的裤腿给新鲜的泥土包围着，填没了脚与脚之间的空隙。

        财会室外面正对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走廊。清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窗户玻璃斜射过来，光柱子落在财会室里面晃动着的几个旧挎包上。 

        那些背旧挎包的大清早赶来，到了学校，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会计办公桌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 

        “只涨基本工资，平均三百，绩效工资县里没有钱发。”学校的会计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挎包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中央台新闻里说，这次工资套改不是四部分么？” 

        “基本工资要涨，绩效工资更是大头。” 

        “那里有涨这么点儿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全国就业形势严峻，好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抢个饭碗象抢狗屎一样，能涨点就已经不错了！” 

        刚才出门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从前年末说到今年的教师工资改革，全国两会后终于提到日程上。据说向西部农村教师倾斜，加上绩效工资和津补贴每人可以涨上千儿八百元，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那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还是改行的好，我们回家带娃娃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会计冷笑着，“你们改行，中国教育就垮了么？每年大学毕业生多的是，本科、硕士还有海龟，等这碗饭吃的人多着呢。” 

        本科、硕士还有海龟，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放弃比较固定的半铁半泥饭碗去改行做零霸天，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改行呢？在城里买房的贷款是每月必须还的，为了供养上高中的学生，买辅导资料，交补课费，爹妈生病吃药借下的债也是要还的。 

        “我们到广东的私立学校去吧，”在广东，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会计又来了一个“嗤”，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道：“不要说广东，就是到北京城里去也一样。县里开会讲的明白，这次就涨这么点，绩效工资慢慢来，政府是欠帐不赖帐。” 

        “到广东去教书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都这把年龄了，还折腾什么啊，去广东那么远，家里怎么照顾？咱这文凭人家能够看上眼？” 

        “刘会计，可不可能是县里没吃透文件精神，您再查查？”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查查，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是层层传达的，政策性非常强，我开会时是竖起耳朵在听。你们要知道，全县万把个教师，涨高了还不把财政掏空？” 

        “这次涨得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过去工资虽然低，物价也低啊，特别是房价，比现在低好几百一平方；我们想，这次总该涨上个五百块吧。那里知道只有三百块！而且还是平均数。” 

        “刘会计，您替我们反映反映，把绩效工资一并发了吧。” 

        “刘会计，我干了几十年了，职称又低，学校能不能考虑实际情况想点办法。” 

        坐在一旁的出纳员听得有些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地上，睁大了眼睛说：“你们涨也叫不涨也闹，嫌工资少，不要教书好了。是你们自己选择当老师的，政府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罗嗦做什么！现在等着进河洋小学的人有的是，你们不干，自然有别人来干。你们去校长办公室看看，桌上求职简历都好多份了。” 

        三四个旧挎包从门外走进来，旧挎包延伸上去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沾满泥土的裤腿上。 

        “听听看，涨多少钱。” 

        “比传说的差得远，只有平均三百块！”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进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饭碗还得小心翼翼捧着；而且命里注定，只有继续干教书的行当，好歹旱涝保收，富不了也饿不死，而空口袋里正需要人民币。 

        在职称高低和工作年限长短的比较中，在对照工资套改表一阵嘀咕盘算后，大家安静了下来，认真的核对财会室里张贴出来的每个人应该涨的工资。纷纷签了字，把自己以后的青春托付给了即将到手的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刘会计，下个月能够领到新工资吗给？”涨了工资不能马上领到手，好象又被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村小教师素质低啊！”夹着一支水笔的手按在计算机键盘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涨都涨了，难道国家说话不算话，谁好少给你们一个铜板。这事这么复杂，难道象吐唾沫在手心那么容易，耐心等待吧。” 

        “那末，再下个月能领到吗？什么时候补发呢。”从会计的口气判断下个月领新工资是没戏的了。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政府决策，他不拨款你搬石头砸天？！老师们，讲政治，懂吗？” 

        想早点领到新工资和讲政治联系到一起，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看了看工资表上的数字，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默不作声了”。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财会室，另一批离完小较远的人又匆匆跨进门。同样地，在办公桌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乍听到工资改革消息时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在张贴出来的工资表前嗟叹彷徨一番。 

        河洋镇街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旧挎包朋友今天上镇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老婆交代猪饲料快完了，须得买一袋两袋回去。洗衣粉也要带几包。香烟可以在村子里的小商店买，那是零售价，太吃亏了；如果买条数，就便宜了些。挂在服装店里的各式衣服听说比县城便宜些，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说了要跟来瞧瞧，自己买一件，儿子或女儿也得打扮打扮，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瓶廉价的洗面奶，一个地摊上卖的电吹风，或者给已经到青春期的孩子带上一瓶遮离水、粉刺露什么的。难得今年政策好，开始给教师加工资，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还债，交学费，添置点小电器，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余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饮水机。这东西实在怪，冷热水都有，不用生火，想喝开水一开龙头就成；比起暖水瓶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财会室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挎包依然蔫搭干瘪，心里面依然空空荡荡，所有的计划打算都象那天边的浮云，至于什么时候领到新工资和补发的钞票，这要等政府说了才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回家去未必就会好多少；难得上一次街，镇上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输账上加上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已经城市化了的小镇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究竟每个月增加多少钱，抱怨着乡村教师是二娘养的。旧挎包朋友手里夹着劣质香烟，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跟来的女人给店铺里琳琅满目的化妆品，护肤品以及红红绿绿的各式发夹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物美价廉，绝对名牌哟，正宗欧莱雅，买一瓶去，”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接着那边是“今年过节不收礼哎，收礼只收脑白金—— 老师大姐，涨工资了，买几盒带带回去孝敬老人吧。” 

        “喂，老师哥，这里有各式时装，特别大减价，二十八元随你挑，要不要给老婆孩子捎两样回去？” 

        欣欣利缘老福兴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叫着“老师哥老师姐”，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哥哥姐姐”的破挎包；他们认为惟有今天，“老师们”的购买欲望是强烈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老师哥”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老婆交代的猪饲料，洗衣粉香皂之类必需用品，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整条香烟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在村边小点一包一包的买吧。服装呢，现在还能将就穿，就算了。化妆品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饮水机更是不敢问津。有几个旧挎包估摸是被儿子催得没法了，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随身听。至于MP3、脑白金之类的只好留待以后了。

        几个年长些的“老师哥”还是在卤菜摊上切了斤把猪头肉，顺便买了一瓶江津老白干，准备回到家里和老婆儿子打个牙祭。几个嘴上无毛的“小挎包”便走进一家小火锅店，叫上两瓶啤酒，边吃边神侃。他们这次涨得最少，可他们的优势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惟有他们并不觉得有多少不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店里喝酒，你端起酒杯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老子教书几十年了，连县城的超市小妹工资都比我多！” 

        “前几年还算过得，工资不高，物价却平稳，学校有时还发几个。现在学生也不交费了，学校买扫帚都要向镇上要钱，别说奖金了。满以为这次能涨个千儿八百，结果这个样！” 

        “上面政策倒是头头是道，文件暖人心，下面就走调，没钱俩字就把我们打发了。” 

        “涨这点钱还不够和女朋友见面的交通费！”一个“小挎包”看来是刚谈上恋爱，现在没有照顾了，和恋人隔了好几个乡镇。 

        “为什么要死呆这里呢，我就不信了，老子到重庆城里当棒棒，到县城拉三轮也比当老师强！大不了教委把我开除了！” 

        “你们年轻人趁年轻该出去闯闯，我们没有办法了，知识老化年龄偏大，拖家带口的，只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等过几年托人塞点钱办个病退，再出去找点事做，挣几个零花钱，听说城里看门的都有六百块呢。” 

        “书真个教不得了！” 

        “辞职擦皮鞋去，开个擦鞋店，只要放得下脸来，我看擦皮鞋倒是满写意的。” 

        “擦鞋去，不用瞧校长的脸色了，也没有家长来聒噪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谁出来当老板？他们擦鞋店的有几个老板打伙，谁当老板谁出本钱，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老板的话。” 

        “我看，到东莞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东莞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两千多。两千多，顶我干三月了！”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东莞老板可精了，老让加班，算起来实际薪水很低，你没听说好多的厂因为招不到工人关了门，小王去温州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好象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

        “我们辛苦教书究竟为什么呢？”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火锅店对面墙上的标语的说：“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我们要当不吃草的却要跑的马儿，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照亮别人燃烧自己。” 

        “法律规定我们的待遇不低于公务员水平，我怎么就不觉得呢？我们村的小李子在镇上当个国土员，没几年就在城里买了小洋房，我怎么工作了半辈子还买不起房呢？”

        “谁说我们工资低于公务员了，他们工资并不高哪去，只是奖金高，你没有听说一等公民大沿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啊，有些单位靠罚款就可以修别墅，上次不是曝光了我们县的交警别墅吗？谁叫我们是当教书匠的命呢。”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月薪，那就好了。凭良心说，一千五一月，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傻B，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听见么？县里当官的老是说是我们当老师的把财政搞穷了。” 

        “那末，我们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啊，没有我们祖国的花儿朵儿怎么办？我们这么劳累，凭什么就该山珍海味认不全！” 

        “我刚才在想：现在不重视提高教师的待遇，恐怕以后没有人愿意当教师，即使当老师也不安心，教育永远是个烂摊子。”

        “就你忧国忧民，怕是离了胡萝卜还成不了席了。老弟，你醒醒吧。” 

        “到北京上访去，找中央评评理！”理直气壮的声口。 

        “去年重庆主城哪个区的老师不就……？”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还不是给疏导回去了，知识分子，嘿，给根牛毛就当了针。” 

        “管他呢，得过且过吧！”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各自拍屁股走路。火锅店里便只剩下一片狼藉的碗盏和一堆空酒瓶。 

        这种故事也正在县城的各乡镇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尊师重教”在这些故事面前仅仅是一句时髦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