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它是清代文坛上最著名的散文流派。其著名之处在于影响范围之广、作家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桐城派历经整个清代，从康熙王朝直到清朝灭亡，长达200多年的文坛主位，却也随着一个朝代的消亡而消亡了。究竟桐城派文学是个怎样的文学派别呢？笔者就就侧重于它的理念创始与具体发展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文派，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不仅广播各地，有众多作家参与其中，延续时间也颇为长远。实属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桐城派有“四祖”分别为：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四人皆是安徽省桐城市人，然而他们并未明确言“派”，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以“四桐城地域为这一文学流派命名为“桐城派”。“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的前驱是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他们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出桐城派的某些特征。其中戴名世与桐城派理论首创方苞关系密切，方苞的桐城派文学理论便是因其文学观点发展而。来。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忧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戴名世的文学造诣颇为丰厚，从他最著名的“南山案”涉事文集《南山集》中可看出他的散文，是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在发展。他与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论文主张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他认为作文当以“精、神、气”为主，语言文字为次（《答张、伍两生书》）。他又认为文章之所以能传神，关键在于“义理”，而“语气”则是从属之物（《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他提倡文章要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对藻饰剽窃，认为“自然之文”才是文章的最高标准，而文章只有讲究“精”与“神”才能达到“自然”的境界。同时，他又指出自然之文也必须“道、法、辞”三者均备，即思想内容、结构法则与语言应当完美结合，三者缺一不可（《与刘言洁书》、《己卯行书小题序》等）。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为方苞提成“义法说”有直接的影响，而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正是始于方苞。后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方苞（1668年5月25日—1749年9月29日），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今安徽省桐城市凤仪里人，是清代散文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与姚鼐、刘大櫆并称“桐城三鼻祖” 。 方苞在秉承了戴名世的文章观点开创桐城派文学早期的理论体系后 ，方苞有些作品充分出言之有物的观点，如《狱中杂记》，反映了封建司法制度和监狱管理的残酷与黑暗；《送冯文子序》、《送吴平一舅氏之钜鹿序》、《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子》、《请备荒政兼修地治子》，反映了一些州县吏治黑幕及民生疾苦，这些作品就没有浮华藻饰，都是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方苞所提倡“道”“文”统一，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的治学理念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他的文章风格要求“雅正简洁”，对儒家思想十分信奉。据说，他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为人刚直，好当面斥责人之过错。但师事他的人也有很多。刘大櫆就是其中一个。后来刘之爱徒姚鼐以“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了方的理念，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

鸦片战争打响后，继而迎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此时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及“曾门四大弟子” 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奉1200余人(其中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还在坚持程、朱道统的桐城派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残守缺，以为格律，有悖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故而招来异常惨烈的抨击，以致文章与世变一样，随着清亡而亡了。

1、桐城派（二）

桐城派形成于安徽桐城，从古到今都备受关注，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然而争议也颇多，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桐城派招来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骂名。不难看出当时的新文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态度。很长一段时间桐城派都处于被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才对桐城派有了客观的评判和新的认识。

桐城派自古起，就饱受争议例如：“桐城谬种”之辩，五四新运动的发起，掀起了一股“砸碎一切旧东西，全力拥抱新世界”的狂热浪潮，这股浪潮给旧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欣欣向荣成就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很是值得我们骄傲和称道。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过失值得我们反省和警醒。当时“桐城谬种”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改革开放后一些新的观点和研究结论试图展现一个客观无偏见的“桐城派”。

当今，依然有许多普通民众甚至是有些不了解桐城派文学的大学文科教授，还依然对对桐城派抱有一种反感的态度。认为“桐城”就是腐朽落后的代名词，是封建残余的卫道士，桐城文章则是又臭又硬的八股文等等。大家之所以对“桐城派”有这样顽固刻板的印象，大概都源于五四那个特殊时期对桐城文派的批评。当白话和白话文兴起后，革新者对于守旧不愿革新的桐城文派自然抱有极大的不满和意见，于是乎“桐城”便成了众矢之的。比如1916 年，陈独秀在与胡适的通信中，确定了“文艺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希望胡适”切实作意改良文学之论文，寄登《新青年》，均所至盼”。这就有了胡适《文学改良乌议》的问世。1917年 1 月，胡适在《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他是这么说的，“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他谈到八不主义，首先是须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是须讲求文法；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第五，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语。我觉得这个分类有些问题。“须言之有物和不作无病之呻吟”，这是可以合并的。这些看法是针对酸腐的古文而来的，当时八股化很严重的应用文，已经把文人的思想污染了。

但《文学改良刍议》其实是一种把文学作为工具来看，后来有不少人批评他。如钱锺书、汪曾祺等，汪先生专门批评过《文学改良刍议》，他在耶鲁大学演讲里说，所谓八不主义是把文学当成工具，文言文有缺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文言文的美，胡适不幸的遗漏掉了。汪先生的演讲，很有分量。当时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胡适在提倡白话文却没有意识到白话文自身的限度。当胡适把语言简单理解为工具的时候，就不能够发现我们汉语言里边内在的潜质，这是他的问题。这个思路延伸下来，会误入歧途，被形式主义所囿。语言也是内容，完全把形式和内容区别开来，可能存在盲区，就把其复杂性简化了。王国维从境界说来谈文学的好坏，文学的高低取决于人格与审美的境界，则显得更加高明。而后钱玄同又对胡适的文论一番评论后更是让桐城派文学在是人们心中种下了深刻的坏印象，原文摘录如下，“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由此可见，钱玄同也并没有把整个选学、桐城作为自己的靶子，而是针对其中的一些妖孽、谬种进行的预防式的进攻，但是钱玄同没有想到，就是自己这么一次漫不经心的用词，会导致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对桐城的误解。我们不能因为存在一些问题而从整体上否定一个流派的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有益的促进作用。

笔者认为，桐城派不过是经历一个正常的从萌芽到成熟再到消亡的自然发展规律。我们应该认识到桐城派这样一个历经悠久的散文大派，传承了唐宋古文的文学经典，其自身固然存在一些的问题，比如儒家的一些陈腐守旧思想和对人性过于约束的教条，但是其存在必然有其合理的一面。正如汪曾祺先生说的，文言文有缺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文言文的美，我们切不可忽视古文如唐宋古文等对我国文学的重要贡献，汪曾祺先生还说，现代语言过于干枯，单调得很。白话文被单纯化时，汉语内在审美的机制被抑制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对继承了唐宋古文的桐城文化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辩证、科学地认识桐城派，以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学科，加快社会文明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