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到了，宿舍楼下超市开始进一批批西瓜，西瓜被切成一牙一牙，贴上保鲜膜，码成一排排，整齐地售卖。还有些被冻在饮料下层的冰柜里，做成冰镇西瓜汁，诱惑来往燥热的学生们。我从没买过楼下超市的西瓜，它们太贵，十六分之一个西瓜动辄要五六块。它们也太娇气，娇气的不像西瓜了，我印象中的西瓜应该是用蛇皮袋或是网袋装着，皮上带着泥土，堆在拖拉机的后仓里，被一个打赤膊的黝黑大叔随手拿下一个，切开一块，对我信誓旦旦打包票：不甜不要钱。

那是我家乡，一个中部小城市的西瓜，早晨五点被瓜农从地里摘下来，用小卡车或大货车装上满满一车，拖到城北小公园后面的早市上，那里有晨练完一圈早早等候卖瓜的大妈大爷，有摆摊卖花卖金鱼的老头，有上班前赶着买点瓜果蔬菜顺便吃个早饭的小夫妻，也有缠着他们买金鱼的小孩儿。在这样的嘈杂的集市，西瓜沾染了世俗气息，沾染了泥土味。我一直觉得沾着泥土的西瓜，就要比那些洗的干干净净用保鲜膜一层层包裹的西瓜更新鲜，更香甜。

但我不知道我那早市上沾着泥土的西瓜多少钱一斤，我不知道我吃了十几年的西瓜多少钱一斤。我不需要知道，就像我不需要知道大米多少钱一斤，油价又涨了几毛钱，超市的蒜比早市的蒜贵还是便宜，但是母亲知道，她太聪明了，她知道哪里的蒜更便宜，在哪里加油更实惠，哪的小贩秤从来不准，哪个摊子的大爷总会多给一个西红柿。因为她什么都知道，所以我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但现在，我不能了。从二零一六年的夏天来到武汉后，我知道了宿舍楼下的西瓜六分之一块要五六块，我知道西苑买水果更便宜，我知道什么时候超市会打折，我知道打折的时候二点六千克的洗衣液只要二十七块。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面对生活中的繁杂琐碎，原来生活不只是学习，读书，起起落落的分数和诗与远方，或者说，生活一直是这样，但母亲尽力把生活的琐碎凌乱不堪的一面挡下来，只让我看到生活中近乎虚幻的理想与美好。

起初我乐于接受这些生活的琐碎，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知道这是我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是我跨入社会染缸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是一个成人，一个可以自己做任何决定的大人了。大人就应该知道西瓜多少钱一斤，也可以决定哪节课要好好上，哪节课随便听听，甚至可以决定下课去哪家店吃个宵夜，决定金钱的花销和时间的支配。我那时候觉得，以处理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为代价去和生活换取这些“大人”的支配权，实在是一个太划算，太容易的交易了。

但我发现我错了，我被生活这个奸商狠狠地欺骗。

我发现原来大人要承担的远远不止要知道西瓜的价格，原来大人的自由与权利背后有着显性或隐藏的条件，原来做出了决定就要自己承担所有后果，原来有些事只能靠自己争取，原来有的时候硬着头皮咬着牙也只能一个人去完成。我失去的不是可以对鸡毛蒜皮不管不问的任性，没有了母亲的羽翼，生活以它的全貌展现在我面前，慢慢露出锋利的牙齿和锦袍下的虱子。我在与生活搏斗的同时快速成长，长的足够坚强而不畏惧独自生活，但渐渐的我累了，我疲于每天一边比较西瓜的价格一边担惊受怕地安抚为生活一次次挫伤的内心，我独自面对许多人生中的第一次和一些格外重要的事情，重要到我手足无措，遇到事情，脆弱无助的时候，我开始想要回家了。我的身心都在告诉我，我需要回家了。

去年寒假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坐在武昌火车站候车室，看着汹涌的人潮从我面前穿过，我听到背着蛇皮袋的农民工夫妇讨论着今年挣了多少钱，该给女儿买什么样的礼物，一个小伙子两只手提了几大包的武汉特产匆匆走过，旁边的男人对孩子说，他攒够了钱，回家要给奶奶家的房子重新装修……我看着这些人，发现他们都是一样的，都在为了光鲜体面地回家而拼命奔波。我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呢？我突然发觉我在不知不觉不经意间开始疯狂地想念家乡的其他东西，一些原来从未发觉，却已融入骨血的东西。

我想念那座小城的南山，山脚下的盐湖和长长的进山公路，公路那边连接的破旧的城隍庙和新建的只有骨架的居民楼，市中心的广场和广场对面我小时候经常与母亲逛的华联超市，在同一街区的我的初中和父亲的单位，还有最东边从六点开到九点，永远人声鼎沸的热闹早市，那粘着泥土的西瓜永远顶着初夏的阳光，在记忆中闪闪发亮。我认识那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条路也都认识我，我知道那座城里不为人知的角落，那座城也知道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那里让我感到一种特别的舒服，那是我的城市。我好像一只风筝，线攥在母亲手里，攥在家乡手里，飞得越远，面临越强的风和气流，家乡的吸引力就越大，大到一件不经意的小事都能让我有强烈的回家的冲动。

比如，六月到了，宿舍楼下超市开始进西瓜了。我每天不动声色的从那些西瓜面前经过，内心波涛汹涌。我在离开家乡一年后，终于懂得了家真正的意义，过去极度渴望外面的世界的那个孩子，在六月的西瓜面前，第一次感受到了刻骨的思乡之情。

有一天舍友买了一块楼下的西瓜，切成小块，我尝了一块，这六月的西瓜，与我记忆中家乡的西瓜的香甜交织在一起，混合着对家乡的怀恋与胆怯，竟然甜的有些令人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