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这篇文章好久了，因为title太大，自己又荒疏，所以推迟到今日才动笔，契机是胡赳赳的一首诗。其中有一段：
...
匮乏是一种对于想像的不满
这不满，是电子绕着中子旋转产生的
地球绕着太阳产生的
微尘映着日光产生的
是一滴雨对太平洋的不满
这终生的匮乏，假若不治愈
在短暂的一生里，都会成为潜意识里的阴影
自我纠缠，永不放弃
它也可以产生力量、勇气和爱
但方向却是截然相反的
它是一条加速度的、永远没有终点的路
半途上的劫毁，则是一定的
...
是的，匮乏感。有人以为匮乏感来自家贫，或者童年阴影，但我不想这样借外物抒冤愤，我更愿意把匮乏感解释成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类情感，它不会放过富家子弟，也不会放过公主般被宠爱的童年。生活本来就是很难的，而这份艰难并不独属于你，也并不独属于谁。就像胡赳赳说的：它源于电子跟中子之间巨大的空隙，源于地球和太阳之间巨大的空虚。
这种空虚是自在的，因它而起的匮乏感也就与生俱来。《少有人走的路》一开篇就说：人们抱怨生活的不容易，就好像生活本来应该是容易的。是的，生活本来就是不容易的，匮乏感本来就是跟我们常伴常倚的，但是它让人难受。于是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抗拒它，一个是接受它。每个个体都不一样，但是，当我梳理历史上各个民族留下来的美学遗作时，得到一个比较粗梳的印象：西方是对抗派，就像胡赳赳诗里说的“它也可以产生力量、勇气和爱”，但是这种方式似乎注定了一种悲剧结局：“半途上的劫毁，则是一定的”；而东方是接受派，“在臣服和接受时，你又是充实的，饱和的，丰富的，复杂的，多义的”。
我知这结论太大，title本身就太大，但请允许我用人像做个小的切入点，一点一点细微道来。
我们先从古埃及看起。我是学语言学的，我非常不负责任的用语言学术语，把古埃及叫做人类的名词时代。先声明，我是不负责任的，然后说我的理由：我们来看一张图
我们大概都能说出，这是一只狗，他在奔跑。用语言来表达就是“一只狗在跑”。但是也许你没有想过语言学家们的问题：一张图，一个意象，本来是个整体，它并没有把狗和跑分开，是人类，先分出了各种物体：是狗不是猫，再给它们每个物种一个名字，这就是名词。然后再观察他们做什么，是跑不是走。然后给每个动作一个名字，这就是动词。然后，用名词和动词组合成一个句子。于是语言，就是分布在时间上的一条线，而不是一个画面——人类有了这样的划分，才有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对世界的认识——所以西方哲学一直强调，语言既世界。至于今天看似太平常不过，以至于被人无视的语言，怎么一步一步分出名词和动词来的，其实着实花费了人类很长的时间。
而古埃及，在我看来，是只分出了名词的时代。我们来看看古埃及的人像：
他是严格对称的，一丝不苟的，静穆的，庄严的。因为古埃及文明以坟墓的方式留下来的，所以我们总会有种感觉：他们跟死亡有关。也的确有很多解读，认为埃及文明就是一直在凝视死亡，对抗死亡——你看，金字塔修得那么大，那么稳，那么威仪，不就是人类向死亡展示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吗？当然，表面上也许是死亡，但死亡其实是匮乏、空虚的终极体现，所以，生而为人，他们也在对抗——这种对抗在希腊文明里体现更甚，我们稍后分解。
我同意这种解读，但我以语言学的角度，还有另一个解读，那就是：在人类的婴幼年时期，他们先分辨出了不同的物种，也就是先抽出了各种名词。比如说狗，其实哈士奇和泰迪长得很不一样，但当我们说起狗时，我们脑子里会有一个抽象的、模糊到经不起推敲的类，大概是这样的：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狗，但又可以投射为任何一只具体的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抽象概括能力。当古埃及人建造人像（也许在他们自己看来是神像，那还是个神权时代）时，他们造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抽象的人，作为一个名词的人。
到了希腊时代，才有了动词。
这是一个画面，一个瞬间。人不再简单作为一个物种而抽象的存在，而是动了起来。一旦动了起来，就说明它是具体的了，也就投入到时间里了，于是我们自然的就会关心：这个瞬间发生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所以西方语言的动词总是带着时态的——时间观念非常强。
回过头来看埃及，
上面这个雕像，国王由女神搀扶着，跨向死亡之域，他的手里拿着死亡之书，全身保持一种正立的姿态。但又是走着的，所以迈出的腿比后面的那一条要长出许多。有艺术家以此来判断埃及尚不能观察到人体行动起来之后关节、肌肉的变化，象上面希腊的拉奥孔，每一个身体部位的扭曲都是人体该有的样子。而一个人从正立到走路，哪怕迈一个腿，也会引起腰部腿部无数关节肌肉的变化，古埃及的雕像没有表现出这些，他们只是把迈出的腿不自然的拉长了。但也有一种解读认为，这么处理是为了表现死亡的庄严，身体只有是不动的，才是绝对的，才是稳定的，才是永恒的，灵魂回来的时候才能找到它的居所。
我关心的是，那一板一眼的死气沉沉，也许是对死亡的对抗，但也许，只是因为还没有发展出动词，还没有投入到时间里。
我们再来看几个古希腊雕塑。
活泼泼的！动态的！跟时间发生了关系的！
希腊有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伊卡鲁斯。他爸爸给他做了一双蜡烛的翅膀，并告诫他，不可以飞太高，否则太阳烤化了你的翅膀，你就会掉下来摔死。但是伊卡鲁斯一飞起来就再也不在乎什么死不死的了。他触摸了蓝天、白云、阳光，他俯瞰着大地、山河、家乡。他要飞得更高，更高！然后果然摔死了。作为中国人我初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有点惯看秋月春风式的嘲笑感，但希腊人认为这才是英雄——死了就死了，我鹰击过长空，我来过，我活过，我飞过，我飞得很高过。生而年轻，生而有意义，就可以了。
观察同时期的希腊，这种悲剧是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的。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到，对于死亡，对于空虚，对于匮乏感，自希腊开始的西方，走向了对抗之路，用爱，用力量，用理性，用秩序，用几乎所有人类可以用的美好。
行走在欧洲，常常见到教堂们写着自己建于1200年代，1300年代。那其实已经不是真正继承希腊精神的时代，是所谓的蛮族和黑暗时代。哥特式教堂常常传来坍塌的消息，因为他们不断的追求高，不断的追求大穹顶。他们不断向人类的技术极限发出的挑战，但又没有希腊式理性和秩序做基础。可是，当你看到科隆大教堂山一样雄壮，你还是会体会到希腊精神的悲剧意味。对抗，对抗极限，对抗不可能。其实是在对抗匮乏感，在可以的范围内做到极限，其实是想把原子和中子中间的空虚填满。悲剧在于注定填不满，就像教堂注定不能更高，总有个极限。再高，就塌了——这场人类跟自身匮乏感的搏斗，注定“半途上劫毁”，只要人类还想再高一点。
接下来我们看看柔软的湿婆神象。他属于东方。
湿婆既是生，也是死，既是善，也是恶，既是创造，也是毁灭。他不对抗，而是接受，任想要填满匮乏感的冲动流过念头，并放任它只是个念头，而不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