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嫁到我家时，上面有五位老人，我太奶奶，大爷爷、大奶奶，二爷爷、二奶奶，紧接着我们姊妹六个相继出生，父亲远在临沂工作，诺大一个家庭，吃饭穿衣重担几乎全落到母亲身上。
她每天都起早贪黑，紧张忙碌着，到了麦秋两季，更是没日没夜、拼死拼活地苦干。
打麦场上，炎炎烈日之下，她扎着头巾，用呱嗒子不知疲倦地敲打着麦把，头上粘着草屑，身上落满尘土，脸上被汗水冲得一道道的，衣衫后背溻得透湿。
生产队在坡里分了地瓜，满地都是擦地瓜干的，与别人不同，母亲左右开弓，全神贯注同时用着两盘铡子，擦出的地瓜干就像两道飞泻的水流。此时，谁也不能和她说话，只管把擦出的地瓜干迅速拿走，同时把空簸萁续到铡子下面。有一次分了五千斤地瓜，她带领全家，一晚上全部擦完，摊晾开。
玉米棒子分回来，母亲匆匆吃过晚饭，就坐在一边干开了，把玉米皮剥开，辫起来，然后挂到柱子上和墙上。我们干了一阵子，打熬不住都睡到炕上了，她还纹丝不动坐在朦胧月光下，不停地干着，直到全部剥完，挂好，有时干到天亮。
由于长年累月超负荷劳动，不到六十岁母亲双腿就弯曲变型了，双手就像枯树根一样粗糙，冬春两季，手上裂着深深的口子，用胶布缠着。
1976年春，家里盖新房，细粮都给匠人和帮工的人吃了，仅有的一点粗粮家人也吃光了，青黄不接，难以为继。不愿求人的母亲，踯躅地来到三爷家。看着愁眉紧锁、欲言又止的母亲，三爷爽朗地说：“曲阜他娘，有什么事你就说，别为难。”“三叔，我想借点玉米。”“借多少？”“二、三拾斤吧。”“好说！借给你三十斤。”收下玉米来，母亲挑颗粒饱满的部分剥下来，晒得干干的给三爷送去。进城之后，每年春节回老家，母亲都叮嘱我们：“回去别忘了看看你三爷！”
母亲出身于大户人家，知书达礼，对老人处处包容、孝敬。大爷爷好喝酒，看着他从粮囤里挖着地瓜干到供销社换酒，心里实在舍不得，但从未言语过。文革风暴袭来，大爷爷二爷爷同时遭到冲击，双双染病，母亲悉心侍奉照料，用暖心的话语和无声的行动给予慰籍，逆境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强和通达。漫漫岁月里，她任劳任怨，含辛茹苦，以难以想象的付出和坚韧，先后为五位老人养老送终。父亲弥留之际，攥着母亲的手，嘴唇蠕动着哽咽地对我们说：“她是咱家功臣，你们要记住——”
我幼年体弱多病，几次近乎夭折。多少个夜晚，母亲彻夜不眠，抱着我踱来踱去，喂水喂药。厉害的时候，不时摸摸额头，看看呼吸，在天井里点上一柱香，摆上一碗鸡蛋，祈求过往神灵的保佑，为我不知流了多少泪，受了多少惊吓。
我们童年，放学后都要挎着筐出去割草或拾草。每次我走出家门，母亲又懊悔起来，心疼不已。
上高中冬季住校，为了让我见到点油星，每次回家取干粮，母亲都给我蒸上一锅地瓜面包子，剁上白菜馅，调上油盐，让我和玉米面饼子掺和着吃。同学们至今还记得我当年的地瓜面包，说起来很是羡慕。
母亲今年八十八岁了，我的棉裤还是母亲缝制。近几年上了岁数，对象就把棉花和布料拿过去，两人一起做。母亲知道我穿衣服习惯，每次都重复那句话：“给他做得宽松一些，膝盖那里絮得厚一点，多引上几针，别让棉花走了，他从小身子弱，叫他穿得暖暖和和的。”我有多条棉裤，别人给的、买的，请允许我说句真话，唯有母亲做得穿着最舒服，最可心。
进入晚年，母亲常常回忆起往事，当年在生产队一起干活的那些人，坡里那些五花八门的地块，干活时经历的风雨和发生的趣事，也谈起我小时候那些伙伴，问起他们现在的情形。母亲记忆力惊人，五十多年前的事记得毫厘不爽。我闲暇时喜欢写点小文章，记不清的事就向她询问，她总是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对象在旁边开玩笑说：“娘，他写了文章让他署上您的名啊。”。
天气好，偶尔我们也用车拉着母亲回老家转转，看看老家的房子和村庄变化，看看村里的大集，看看村前村后的庄稼，找那些老姐妹聊聊，这时她显得那么兴奋，眼睛炯炯有神，走起路来也快了，似乎活力又回到了身上。
逢年过节，喜庆之日，我们都在母亲身边相聚。看到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看着孩子们成家立业，子孙满堂，一个个从海外和祖国各地归来，一家人共同举杯向她敬酒，她那样满足，那样欣慰，慈祥红润的脸上笑得像开了花。
母亲心里装着后辈，似乎孩子就是她的全部。她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把儿女、孙辈、重孙辈挨个过滤一遍，哪一根瓜枝也牵着自己的心。
她世事洞明，对儿女的情形和心思明镜似的。关键时候，会不动声色、简明扼要点拨或敲打我几句，这些话如寒泉晨露，让我清醒；又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体悟之后，泪水不由模糊了我的双眼，世上谁也不是个娘啊！
前年，母亲用上了老年手机，孩子们不断从四面八方打来电话，和她聊这聊那，一聊就是大半天，柔和亲切的铃声一天响起好几遍。
娘啊！儿女们最大心愿就是希望您活过一百岁，多陪伴我们几年。娘在，家就在。有娘，自己再大也是个孩子，而有娘的孩子是幸福的！
进会儿写于2021年母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