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缘起
重耳率领暴走天团成员历经狄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宋国、楚国和秦国八国，历时十九年，终于回国称君的事情一经主流媒体《春秋》、《左传》、《国语》和《史记》等曝光，重耳长久成为史学关注的大IP。
诸史书在进行报道时消息来源不同，也出现了不少分歧，比如重耳的五贤人选啊，重耳流亡时的年龄啊，《国语》和《史记》都不一致，尤其是重耳的年龄，两本书竟然相差了25年，我们该信谁呢？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说：“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国语.晋语四第十》据此得出“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的结论。庄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672年。
而《史记》言之凿凿地记载重耳生于晋武公十九年，即公元前697年。《史记·晋世家》记载如下：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献公十三年，以骊姬故，重耳备蒲城守秦。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生，骊姬谗之，恐，不辞献公而守蒲城。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鞮趣杀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从此五士，其馀不名者数十人，至狄。”晋文公于公元前636年继位时，《史记》又特别强调“时年六十二矣”，也就是说重耳生于前697年（晋武公十九年），前后相差25年。
笔者读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以公元前655年这一重要时间点：申生死后，献公令人伐蒲，重耳奔狄。是年冬，献公借虞伐虢，灭此二国，俘虏虞公、井伯与百里奚等，并将伯姬嫁给给秦穆公作为证据，认为伯姬长于重耳，不可能四五十岁而嫁。据此判断重耳出亡时当为十七岁，是小鲜肉一枚。
我对此颇为赞同，比对了《史记》和《左传》，搜集了不少资料，正欲写点支持文字，不料从网上看到两篇截然对立的文章，皆持之有据，且比我论证更细，自己深感汗颜，自己的观点也开始动摇了。唯一明智之举就是将人家的高论照录如下，大家共同探讨，或许有豁然开朗的时刻。
小鲜肉说——
作者：一只叫拉拉的猫
标题：《春秋五霸中晋文公的年龄问题之我见》
出处：百度贴吧
于晋文公的年龄，我采的是《左传》和《国语》的说法，没有采纳《史记》的，这是有原因的，我反复思考，还是觉得晋文公十七岁出奔说更可靠一些。
我们首先来看看《左传》的记载：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
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得知：晋献公的原配夫人是贾姬，但贾姬无子。他又跟他父亲武公的妾齐姜私通，这个齐姜通常被解释成齐桓公的女儿。齐桓公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716，公元前685年即位，时年三十二岁，晋献公的父亲晋武公死于公元前677年，这时候齐桓公已经四十岁了，有一个十几二十岁左右的女儿并不奇怪。齐姜后来被晋献公立为夫人，证据就是她的女儿秦穆公夫人是被称为伯姬的，伯姬即为嫡长女的称呼，伯姬即被称为嫡女，那么齐姜拥有晋献公夫人的头衔当是可信的。齐姜还有一个男孩，即太子申生，《左传》、《国语》及《史记.秦本纪》云这位伯姬是太子申生的姐姐，只有《史记.晋世家》称其为申生妹，显示是个笔误。《左传》在记录了“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这句话之后，又作如是记载：“又（注意这个又字，证明献公娶二戎女是在秦穆公夫人和生子之后）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申生的年纪肯定长于重耳和夷吾，穆姬又长于申生，这是没有疑问的。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穆姬嫁给秦穆公是在晋献公二十一年，即秦穆公四年，公元前656年。也正是在这一年，申生自杀，晋献公立奚齐为太子。
按照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制，“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秦晋皆当时重要诸侯，晋侯的嫡长女很难想象会超过了这个适婚年龄还嫁不出去，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一年穆姬最多只有二十岁，作为她同母弟的申生即使是是穆姬的孪生兄弟也不可能超过二十岁。而重耳和夷吾又是申生的弟弟，年龄自然更小，什么四十多岁出奔显然不合历史事实。《国语.晋语四第十》明确记载重耳，“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说重耳出奔的时候是十七岁，又说“晋公子亡，长幼矣”，即指重耳出奔，自幼及长，明确说明了晋文公的年龄，而重耳夷吾出奔的时候是在晋献公二十一年，我们可以据此推断晋文公实际生于前672年，也就是晋献公得到骊姬的那一年。在外出奔十九年，三十六岁成为晋君。关于夷吾的年龄问题，首先，所以史料上都说明夷吾是重耳的异母弟，夷吾有一个同母姐姐，随着伯姬也嫁给秦穆公为媵妻，夷吾的母亲是重耳的母亲的妹妹，但未必妹妹生育就一定在姐姐之后，根据当时礼制规定女子出嫁时的年龄，夷吾的这位姐姐的年龄应该不会大于伯姬，但有可能比重耳大，所以我们不能够排除重耳和夷吾生于同一年的可能性，我们也假定他生于公元前672年左右，他发现危机也能够当机立断地逃跑，显然年龄不会太小，说他有十六七岁应该是可信的。
我们还可以从晋文公外祖父狐突的年龄上来推论，公元637年，狐突被杀，如果文公当时是62岁，即使狐突仅比文公长三十多岁，那么狐突的年龄就也有百岁左右，可推测他应生于公元前737年前后，而公元前662年，左传还记载，狐突带兵和戎人战斗，这时候至少已经75岁了，这么大的年纪还在和戎人战斗？如果文公生于672年，那么到公元前637年，文公只36岁，此时狐突年约七十余岁，反推到公元前662年，狐突仅五十来岁，他带兵就很合理了。
还有，晋献公卒时,秦穆公曾派使者到重耳哪里传达口信,建议他趁此图之,文中三次提到了儒子，可以为左传提供一个佐证。
公子重耳对秦客檀弓下《礼记》：
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寡人闻之，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辞焉。丧人无宝，仁亲以为宝。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而天下其孰能说之？孺子其辞焉。”公子重耳对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丧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哀，以为君忧。父死之谓何？或取有他志，以辱君义！”稽颡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显以致使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颡而不拜，则未为后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则爱父也。埃埃梆而不私，则远利也。”如果重耳当时已经有五十多岁了，无论如何，他舅舅也不可能称其为孺子，五十岁都半百了啊！还孺子，这不可笑么？
还有，僖公十七年（公元前643年），“晋太子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杨伯峻先生注：“惠公奔梁在僖六年春，即令子圉（晋太子，即怀公）生于是年冬，此时亦不过十一岁耳，而秦伯妻之。”则子圉年幼可知，以此推论，晋文公出奔之时如四十三岁，颇不合理。伯父大侄儿四十多岁，今日虽然常见，当时恐怕不然。对于先秦史的记载来说，史记确实问题极多，春秋史方面，《左传》《国语》整体比史记可靠性要高，这点基本是公认的。《晋语四》：“晋公子亡，长幼矣，而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谋。赵衰其先君之戎御，赵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贞。贾佗公族也，而多识以恭敬。此三人者，实左右之。” 既然说“父事狐偃”，那么二人的年龄的差距应该不会太小，至少有十来岁吧？《晋语》记载狐毛为狐偃之兄，那么狐毛的年龄还要更大些。
另外，同样的左传和史记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为了报答晋文公相救之德，襄王称晋文公为叔父，左传和公羊均记载周襄王和太叔带均为惠后陈妫所生，为同母，非异母兄弟，惠王元年，公元前676年，始娶惠后陈妫，惠王五年（公元前672年）生太叔带，那么，周襄王最大也只能够生在惠王二年（公元前675年），到襄王二十年，襄王最多也只43岁，如果重耳年将七旬，四十多岁的周襄王怎么会称他为叔父？至少也得称声伯父吧，这才合礼合理啊？只有重耳当时比周襄王小，叫他叔父才是合情合理的，依《国语》和《左传》的记载，当时重耳只有四十岁，襄王称其为叔，那就是自然之理了。
重耳至少有两个儿子是他继位之后所生，一个是怀嬴所生的公子雍，一个是周女所生的少子晋成公（不敢保证还有没有女儿），依照先秦时代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就只三十多岁来看，六十多岁的老头还能连生数子，放在现在也有些稀奇了。如果当时晋文公只三四十岁，他能够再添上几个子女就不奇怪了。
再说，说重耳四十多岁出奔的，仅见于史记，而说重耳十七岁出奔的，却至少有《左传》、《国语》两部书，而《左传》《国语》记先秦史事比《史记》可靠，这是公认的，再加上从其他各种史料的综合推断，我认为，重耳生于公元前672年是可信的，他登基之时正当三十六岁之盛年，绝非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头，跟随他奔波十九年的臣子们，也大都在壮盛之年，正因为这群人都正当年华，所以他们才能够在短短九年之中，建立了不亚于齐桓公的霸业。
老腊肉说——
作者：亓思人
标题：《晋文公出亡时的年龄》
出处：新浪微博
晋文公重耳的年龄，其流亡之后的时间基本无争议，即于鲁僖公五年出亡，在狄十二年，适齐，居二年（《史记》）而齐桓公卒。据《春秋经》，齐桓公小白卒于鲁僖公十七年，是重耳适齐在鲁僖公十六年。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重耳自齐国卫、曹、宋、郑，均在鲁僖公二十三年，于鲁僖公二十四年入晋，即君位，是年即为晋文公元年。鲁僖公三十二年，即晋文公八年十有二月乙卯，重耳卒。在位八年。
然则其出亡时的年龄，诸史记载出入颇大：
《国语·晋语四》：“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
《左传·昭公十三年》：“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而有士五人……”
《史记·晋世家》：“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献公十三年，重耳备蒲城守秦。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生，驪姬谗之，恐，不辞献公而守蒲城。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趣杀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
“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
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谓史迁之说不若《左传》、《国语》足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采信其说。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信《史记》不信《左传》，杨注认为其考据实误，其根据是：“若如《史记》之说，重耳奔蒲，年四十三，而其年献公灭虢，致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为申生之姊，长于重耳至少数年，岂五十岁左右始嫁焉？”
杨注之所以采信阎说，谓 秦穆夫人为申生之姊，申生为重耳之兄，若重耳出奔之年四十三，是年秦穆姬年已五十矣，不当以此年龄始嫁秦穆公为妻，且生育二子二女（鲁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后，《左传》载：“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罃、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然《左传》并无明载谓秦穆夫人为重耳之姊，唯一根据是庄公二十八年云：“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故韦昭以此注《国语》谓：“重耳、夷吾，申生异母弟也。”是注定重耳、夷吾为申生之弟，有望文生义之嫌。
《史记》云：“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则谓秦穆夫人为申生之妹，似比《左传》排序靠谱，若其长于申生，在鲁僖公五年，已逾二十，在彼时，可谓大龄矣。此且不论。齐姜，齐桓公女，以齐桓公此时在诸侯间的地位，实为春秋第一霸主，无论是武公妾献公 烝之，还是献公为太子时之妻，其子必为太子，否则，齐桓公是不会答应的。并且，这也是晋献公亲近齐的一种表现。事实也是如此。子以母贵，申生为太子。重耳庶出，纵长，亦必列于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之后，不以时间先后为次，先述嫡，再记庶，《左传》记此，先书正娶，再述太子之母，后记庶出，符合叙事体例，并不因此而定重耳即晚出于申生。
更有一强力证据。杨注也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既采信阎说，对此无力解释，只能以存疑置之。然这个证据要比用秦穆夫人出嫁证重耳年龄要牢靠得多，用置之存疑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
《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重耳入晋即位后，“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搂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
所谓叔隗、季隗，系重耳出亡奔狄后，“狄人伐廧咎如，获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史记》云：“以长女妻重耳，以少女妻赵衰。”《左传》与《史记》狄女长幼互易。无论此狄女或长或少，未见与重耳曾生女。纵即生女，不能于流亡途中以妻赵衰而生原同、屏括、搂婴。更无论于齐时的齐姜及于秦时的诸嬴。于此可知，重耳妻赵衰，必在出亡之前。若其时年仅十七，何来妻赵衰之女，且能生三子哉？既于出亡前能有可以妻赵衰之女且已生三子，出亡前必在四十开外。
《左传》载重耳出守蒲城在鲁庄公二十八年，即晋献公十二年，《史记·晋世家》云，晋献公“十二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于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下文：“献公十三年，以骊姬故，重耳备蒲城守秦。”疑此计定于献公十二年，实际出守在十三年。若重耳出亡时年仅十七，按“重耳备蒲城守秦”在晋献公十三年，此时重耳年龄也不过七、八岁，夷吾则更小。杨注又为之弥缝：“所谓主、所谓居，未必亲自治理军民，不过使居守，另有师相辅焉。”此说似乎成立，其实不然。据史载，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守蒲、夷吾主二屈，乃驪姬为立奚齐所施之计，由献公二十一年事可知，重耳、夷吾此前并不日常居蒲或屈，或者至少是自由来往于国都之间，若其不亲自主政，又未远离，无论如何都不能达到目的。此事牵涉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另将著文论之。
以此，《国语•晋语四》：“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实际无据，或另有所指，非谓出亡时年十七也。《左传•昭公十三年》：“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而有士五人……”，“有”，《说文》：“不宜有也。”段注：“谓本是不当有而有之称。引申遂为凡有之称。《春秋》书有者，皆有字之本义。”《史记》称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盖亦“有”之本义，称赞重耳德贤。《国语•晋语四》：“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从之，可谓贤矣”，是亦以此称颂重耳之贤。然而从“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却不能读出重耳之贤，似失其本旨。且《左传》、《史记》均为重耳有贤士五人，即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武子，独此作“卿材三人”，韋注以“狐偃咎犯、赵衰、贾佗”解之。若谓魏武子犨有晋文公伐曹时擅杀僖负羁之事几于招致被诛，则无论如何不能漏去先轸，何以称“卿材三人从之”？疑此坏简，即“晋公子生十七年而有卿材五人人从之” ，“有”坏其下，以上部作“亡”，“五”误为“三”。如此，则与各史载合。史迁所见为未坏之简，否则，《史记·晋世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而有重耳详细年龄记述。
综上所述，重耳出亡时年龄，还是应该取信司马迁《史记》为上。
读完上述两篇大作，我就像经历了一场高水平的辩论赛，觉得故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自己去失去了持方。还是把球踢给读者，聪明如您，赞同那种说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