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34天《 山权数 第七十五》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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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国制。”管子对曰:“国无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谓国无制,地有量?”管子对曰:“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粟贾一,粟贾十,粟贾三十,粟贾百。其在流策者,百亩从中千亩之策也。然则百乘从千乘也,千乘从万乘也。故地有量,国无策。”桓公曰:“善。今欲为大国,大国欲为天下,不通权策,其无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权奈何?”管子对曰:“君通于广狭之数,不以狭畏广;通于轻重之数,不以少畏多。此国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盖天下,视海内,长誉而无止,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有。曰:轨守其数,准平其流,动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为用。徐疾之数,轻重之策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决塞。”桓公曰:“何谓决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则问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则君请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财散而轻。乘轻而守之以策,则十之五有在上。运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终复。此长有天下之道,谓之准道。”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教数。”管子对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袬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且厄’,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国用相靡而足,相因揲而,然后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驱屏万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谓五官技?”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
字词注释
[1]国制:国家固定不变的政策与规定。
[2]十石:据下文“地量百亩”,以亩二石计,百亩当收二百石,故此处十石当为税收。一说,为不同土地的亩产量。
[3]“粟贾一”四句:此指四种田地的粮价。田越好,粮价越低。贾,同“价”。
[4]流策:经营商品流通的理财之策。
[5]从:赶上。中:相当。
[6]盖:遮蔽,胜过。即统一天下之意。
[7]高:提倡,发扬。
[8]问:赠遗。被:加。
[9]简:怠慢。
[10]树表置高:树表柱立高门,表彰之意。
[11]教数:教化中的生财之道。
[12]明:精通。
[13]直:通“值”。价值。
[14]蕃袬:产量提高。袬,同“裕”。蕃裕即繁衍。
[15]已:止,即治好之意。
[16]且:将要。
[17]揲(dié):折叠。引申为积蓄。
[18]四限:四境。
[19]驱:驱出。此指投放。屏:收藏。此指囤积。
[20]“行”者:执掌祭祀行神之人。马元材认为行神即道路之神。
[21]马:同“码”。言土地之少。
[22]金:通“衿”。即衣衿一领。
[23]闲:预防。
[24]殚:尽。
[25]棅:同“柄”。权柄。
译文参考
齐桓公问管仲:“请问国家固定不变的理财规制。”管仲回答:“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理财规制,土地却有不同的产量。”桓公说:“什么叫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理财规制,土地却有不同的产量?”管仲回答:“上等土地百亩收税十石,中等土地百亩收税五石,下等土地百亩收税三石,其余的都属于荒地。一个农民一般种田百亩。在上述四类地区市场粮价或为一、或为十、或为三十和一百。精通从粮食这种商品流通中理财的国家,百亩地的收益可以赶上千亩地的收益。如此百乘国家的国力就能赶上千乘之国,千乘国家的国力就能赶上万乘之国。正因如此我说土地各有不同的产量,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理财规制。”齐桓公说:“好。如今想要成为大国,大国想要统一天下,不懂得理财之策的通权达变,是一定做不到的。”
桓公说:“如今行权变之策要怎样做?”管仲回答说:“君主通晓以狭小国土获得广大国土收益的理财之术,就不致因为国土狭小而惧怕国土广大的;通晓调整物价高低获得最大收益的理财之术,就不会因为财物少而惧怕财物众多的。这乃是国家理财政策中的大事。”齐桓公说:“好。统一天下,治理海内,并永远享有美誉,有办法做到吗?”管仲回答说:“有。那就是:使经济统计工作掌握理财方法,使物价调节工作能平衡商品流通,在尚未成形之前就采取措施,在成事之后掌控结果。若能使财物一变为十,那么九成就可为国家所用。号令的缓急,取决于轻重之策的运用,如果可使财物一增为十,十增为一百,然后再把十成的收入对开,以半数的五分之四为储备,另外的半数则用来处理各项事务,由君主操控其开与合。”齐桓公说:“什么叫开与合?”管仲说:“君主不提倡仁,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相互慰问之事的增加;君主不提倡慈孝,人们就怠慢双亲而轻于犯罪。这就是最大的祸乱。那么君主就要把国家理财收益中的十分之一,用来树表柱立高门以表彰仁孝,对于乡中的孝子都用财物来聘问,孝子的兄弟不论多少都免服兵役。由于树表柱立高门提倡仁与慈孝,社会财物将广为施散而轻贱下来。国家乘此轻贱之机运用理财之策掌握财物,十分之五的财物又聚拢在国家。再运用五成财物继续按照这样的办法行事,像日月一样循环往复运行。这便是长久持有天下的办法,称之为平准之道。”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教化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百姓中精通农事的,为他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百姓中善养牲畜的,为他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百姓中精通园艺植树的,为他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百姓中有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为他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百姓中能够治好他人疾病的,为他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百姓中通晓时令,能预言‘今年将有灾害’的,预言‘某种作物将要歉收’或‘某种作物将要丰收’的,为他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百姓中精通养蚕使蚕不生病的,都为他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要认真听取这些人的讲授并把记录保存在官府,使他们不必服兵役。这是国家理财之策的一件大事。国家财用上下消费都很充足,各级积蓄都很充裕,以此为前提在四境之内设定贵贱的标准,政令的缓急,物资的投放或囤积,用理财之策来控制经济,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齐桓公说:“什么叫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管仲说:“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天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懂‘行’的可以指导民众趋利避害,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可以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都赏赐给一码地,一衿衣。这是使国君摆脱迷惑愚妄的方法。这六家,预见其天时,使人们能够预先早做预防,因此君主就不致错过时机,不会错行理财之策,万物就会财源兴盛不会失去财利;提前占卜他日得失,可以作为日后避害趋利的教导,‘诗’记述万物,人们言辞就不会出现差错;‘行’详述道路的情况,人们就不会违反礼义;‘易’掌握祸福凶吉,就不至于发生错乱。这就是所谓君主的权柄。”
核心内容解读
桓公与管子的对话中,管子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治理和策略的建议。
在土地制度方面,文中管子提出了“国无制,地有量”的观点,强调了土地的量化管理。具体来说,他将土地分为高田、间田、庸田和荒田,并给出了每种土地的产量标准(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这种分类和量化管理有助于国家更好地掌握土地资源的分布和利用情况,从而进行有效的经济管理和规划。而且,管子提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即每百亩土地需要一个劳动力来耕种。因为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土地和人口是紧密联系的。国家通过掌握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可以更好地分配劳动力资源,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和高效。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多次演变,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规定和名目。例如,唐代的“授田制”规定每个人在出生后都会从国家那里领到一块土地,未来就在此耕种,而后上税,等去世了,再将那块土地还给政府。这种制度继承自隋代,而隋代又继承自北魏。这种制度的演变反映了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土地资源管理的不同需求和策略。
现代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也借鉴了古代的一些思想。例如,中国在1998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时,通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土地用途区域,确定土地使用限制条件,土地所有者、使用者严格按照国家确定的用途利用土地。这种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体系在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保护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桓公在听完管子的解释后,提出了“大国欲为天下,不通权策,其无能者矣”的观点。这表明在国家治理中,除了土地的量化管理外,还需要灵活的权策来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管子先解释了“通于广狭之数,不以狭畏广;通于轻重之数,不以少畏多”,强调了在治理国家时需要灵活应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君主应当了解并掌握广狭和轻重的关系,不因为地域狭小而畏惧广阔的地方,也不因为资源少而畏惧资源多的地方。这是国家策略中的重要原则之一。
管子进一步解释了治理国家的方法:“轨守其数,准平其流,动于未形,而守事已成。”君主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保持平衡,在事情还未显现之前就采取行动,并在事情完成后继续保持。运用政令的缓急、政策的放收,使“一可为十,十可为百”,并辗转投入赢利。“物一也而十,是九为用。”一个事物可以有十种用途,其中九种是实际应用。通过调整速度和重量的策略,一个单位可以变成十个,十个可以变成一百个。将十个中的一半用于储备,五个用于实际操作,这取决于君主的决策能力。这种运用“徐疾之数,轻重之策”的预见性和持续性的治理方法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文中管子解释了“决塞”的定义:“君不高仁,则问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意思是,如果君主不崇尚仁德,那么问政就不会被重视;如果君主不重视慈孝,那么人民就会轻视亲情而容易犯错。这将导致国家的混乱。因此,君主应当以国家策略的十分之一来树立榜样,奖励孝子,并免除他们的兵役,以此来弘扬仁慈孝道。通过树立榜样和弘扬仁慈孝道,可以使财富分散而轻松治理。通过策略的运用,可以使国家的一半资源处于掌控之中。像日月循环一样,这种方法可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所谓的“准道”。
“君柄”这部分内容提出奖励七种专业能人,管好五种专门技能,将使用人才的权柄掌握在君主手中。管子意在重用有知识与技能的人,根据他们的水平与层次,由国家奖励或养起来。首先强调了农业和畜牧业的重要性。他指出,能够在农业上有突出表现的人应该得到黄金一斤的奖励,并且可以获得八石的食物。同样,对于那些能够成功繁育六畜、种植瓜果蔬菜的人,也应给予同样的奖励。这表明在古代社会中,农业和畜牧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国家需要通过奖励机制来鼓励这些领域的优秀人才。管子还提到,那些能够治愈疾病的人,以及那些能够准确预测气候和农作物收成的人,也应得到同样的奖励。这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医疗和气象知识的重视,因为这些知识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的粮食安全。管子特别提到蚕桑业的重要性,指出那些能够确保蚕不生病的人也应得到奖励,因为丝绸是当时重要的贸易商品。
管子解释了所谓的“五官技”,包括“诗”、“时”、“春秋”、“行”、
“易”和“卜”。这些技能分别用于记录事物、记录年份、记录成败、指导民众利益、预测凶吉和占卜。这些技能对于国家管理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那些掌握这些技能的人,国家应该给予他们“一马之田,一金之衣”的奖励。管子提到要“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这意味着国家应该认真听取这些有知识和技能的人的建议,并将其纳入国家政策中,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这些奖励机制不仅激励了个人的努力,也确保了国家能够利用这些人的知识和技能来实现更好的管理和发展。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仲学派的商贸立国构想(三)
三、以商贸为手段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
在诸侯林立的现实世界,如何才能实现争霸乃至统一天下,完成帝国内在的使命?商鞅的想法简单直接,那就是要有足够多的粮食及有积极性的战士。《管子》重视粮食,也重视战争(“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但是《管子》认为,仅靠粮食无法争霸,争霸乃至统一天下也未必需要战争手段,而可以采用商贸手段来达到目的。
在《地数》中,管仲学派甚至认为,在诸国林立的环境中,仅仅粮食多是危险的,“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五谷兴丰,巨钱(巨钱,当为‘吾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身,疑为‘舟’)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就是说,管仲学派主张的是,应该更多使用商贸手段、发动贸易战,来实现对外争霸乃至统一天下。
《管子·轻重》诸篇中记载了许多精彩的“贸易战”。后世学者普遍认为,这些贸易战大多应该属于纯粹的设想而非历史的真实。虽然帝国时期传统的学者对这些设想大多评价不高,甚至认为粗鄙不堪,但站在熟悉贸易战的今人立场来看,我们不得不叹服其中存在的天才与智慧。
纵观这些事例,管仲以商贸手段来赢得对外争胜,至少可分为两类。
一类以《轻重丁》中记载的“石璧谋”“菁茅谋”为代表。这类计谋利用齐国的霸主地位(能接近周天子),再利用周天子尚存的礼节性权威为齐国谋取巨额利润。比如在著名的“石璧谋”中,管仲先命齐国能工巧匠制造一批不同规格的石璧,再让周天子下令让齐王率天下诸侯朝拜周王室宗庙,前提是要以周王室的“彤弓”和齐国的“石璧”为入场券。于是天下诸侯纷纷携带各国财货珍宝来齐国换取石璧,齐国很快就填补了葵丘会盟后产生的财政亏空。“菁茅谋”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段,只不过是让诸侯参加周天子封禅仪式时,必须花重金换取周王室贡品“菁茅”用作祭祀垫席,使得周天子在几天之内赚了大笔财富,“七年不求贺献”。这样做,不但帮助了周天子,也提高了齐国的霸主地位,从而解决齐桓公的问题“天子之养不足,号令赋于天下则不信诸侯,为此有道乎”(《轻重丁》)。
另一类是齐国凭借雄厚的财力,从敌国大量买入特定商品、破坏其经济生产周期,从而用经济手段控制敌国。《轻重戊》中记载的“衡山谋”就是此类战略的典型。首先,管仲建议齐王“贵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蓄意引发周边各国对衡山国兵器的抢购热潮,使得衡山之民“释其本,修械器之巧”。所谓“本”,正是指农业。随后,齐国以高于赵国国内粮食收购价的价格,前往赵国收购粮食,使得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向齐国卖粮,如此持续数月后,齐国突然宣布闭关,停止与周边国家的一切经贸往来。此时的衡山国,农业生产周期已经被兵器生产所打乱,国内存粮又多被卖至齐国,国力被消耗殆尽。面对即将被齐鲁两国瓜分的局势,衡山国“内自量无械器以应二敌,即奉国而归齐矣”。在《轻重甲》中的设想是,以四夷所产宝物(吴越的珠象、朝鲜的皮货、昆仑之虚的璆琳琅玕、禺氏的白璧)为货币,抬高它们的价值,这些国家的人与商品就会远道而来。于是,通过这样的经济手段,达到了征服或吸引敌国的目的:“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在《轻重戊》中,还提出了一个以粟制敌的谋略。就是说,用巧妙的手段(高价收购敌国“鲁梁”的纺织品绨),扰乱敌国农业生产(鲁梁君主让百姓放弃粮食生产而专门织造绨),使之粮食匮乏,不得不依赖我方,从而达到降服敌国的目的。《轻重乙》还设想,齐国反复运用盐粮价格关系,让自己国家愈富而各国愈贫。《轻重戊》则设想了齐国利用治柴征服莒、利用田鹿征服楚、利用狐皮征服代等事例,这些都属于用商贸手段达到争胜于天下的例子。
参考资料
《财政中国三千年》,刘守刚,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7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