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起义始于乾符五年(878年)，终于中和四年(884年)，因其前期曾与王仙芝合作，又可视为王仙芝起义的后继，故又称“王仙芝黄巢起义”，是唐末民变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

黄巢之军，以机动作战的方式，避实向虚，走遍今日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并一度攻占了唐朝京师长安，草创了自己的政权，因而严重地动摇了唐朝的统治，给衰弱的唐军以沉重的一击，使唐军一度直接走向灭亡的边缘。

黄巢和他的军队，从表面上看，几乎打遍了中国，战绩如此惊人，似乎自然要归功于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归功于他部下的英勇战斗，但事实上，黄巢之所以能够横跨大半个中国，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大唐朝廷，已经被整个官场所抛弃了！  

假设处于大唐官僚的地位，不难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一是朝政极度混乱，皇帝昏庸无能，文武官员都无法得到朝廷公正的待遇。最明显也是最令官员们印象深刻的是对义成节度使康承训的处置，他成功镇压了庞勋的兵变。

咸通六年(865年)，唐懿宗派兵征南诏，下令在徐、泗地区募兵两千人前往邕州，分出八百人驻扎桂林，约定三年期满后即调回原籍。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多次食言背约，守卫桂林六年，守军仍无还乡希望。守军苦于服兵役，群情激愤，公推粮科判官庞勋率领起兵，哗变北还。庞勋率领数百人，历经艰难险阻，由桂林、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等地，抵达徐州，然后得到了周围民众的支持，声望日益高涨。  

咸通九年，朝廷任命康承训为义成军节度使、徐泗营都督府参军，镇压庞勋起义军。第二年，康承训集结大军，又从吐谷浑、鞑靼、契丹、沙陀等部族征募大量精锐骑兵，再以沙陀军为前锋，击败哗变军，攻杀庞勋。

康承训是唐军的统帅，虽然因为功劳被封为河东节度使，但很快就因战功显赫而被朝廷以战功不佳等罪名贬去官职，流放偏远的岭南，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却受到了这样的待遇，怎么能让官员保持忠诚呢？

在镇压黄巢起义的几个关键节点，唐朝的官员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限制进攻和自保，而不是全身心投入。举个例子，黄巢军从广东一路北上，在荆门被山南道节度使刘巨容率军击溃，黄巢的部众大部分被俘，残部包括黄巢在内也溃散了。刘巨容被建议乘胜追击，彻底歼灭黄巢军，他说：“国多负人，难不赏之，事平则得罪，留贼以求后福。”  

刘巨容的话可谓直截了当，表明了当地实力派的立场：假如解决了黄巢，自己必然会成为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相反，如果黄巢坐大将唐灭亡，那么就可以割据称雄，也可以以割据为生，加入新朝代，换取高官厚禄，荣华富贵。

第二，唐朝的统治已是支离破碎，摇摇欲坠。

在黄巢起义前后，民变、起义、兵变频繁，声势浩大，而负责镇压的官军大多用不上，效忠王朝的军队中也只有少数人精疲力尽，以致于朝廷不得不下诏，派遣各地的刺史、观察使就地征募训练士卒，同时要求所有村庄都要备足弓箭、刀枪和鼓板，以防盗贼。

人民交税、服兵役劳役，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与保障安全，乃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可彼时的朝廷，却明显地违背了这一契约，变相地承认在盗贼的普遍威胁下无能为力，基层的法律、秩序和正常的社会秩序自然只能面对瓦解与瓦解——你既然不能保障我的安全，为什么还要继续交税劳役呢？

总而言之，彼时的大唐王朝，在官僚主义眼里，已是病入膏肓，于是乎选择了“杀”它，即认为大唐王朝已经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