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要:

        文章第一部分: 回溯和分析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发展,特别对 20世纪晚期约 20年学科发展繁盛多样的状况进行了归纳和梳理。第二部分: 总结和反思音乐人类学的 “中国实践”的经验,提出 20世纪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期,体现为对返观中国音乐传统、历史梳理及民间素材的收集与创作、 形态分析、文化认知几个阶段。其转型特征体现为从民族感情及政治倾向走向科学研究及国际化 理性思考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过程,这些发展不是替代的转型,而是交替,或并置进行的,是思想发展、学科成熟的自然进程。第三部分: 分析和总结音乐人类学在西方和中国发展中的经验,提出21世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以明确的学术理念为核心、优秀的人才团队为动力,以及良好的运行方式为保障的学科建设构架上,进行“中国实践”的深化和“中国经验”的探索。同时, 介绍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及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围绕“中国视野中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 所提出的学科建设的构想。第四部分: 通过对城市音乐人类学产生的背景及相关理论的阐释,总结并提出了上海城市音乐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实践及其思考,试图以上海区域音乐研究作为“中国实践”的深化和“中国经验”探索的个案尝试。 

引言

        音乐人类学将探讨音乐与文化关系作为其学科发展的目标和核心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调整和期待完善的过程,虽然“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独 立的学术概念出现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它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20世纪初音乐学家王光祈在德国将比较音乐学的方法 介绍到国内,开启了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萌芽；1980年在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它成为了音乐人类学正式登陆中国的标志。

        21世纪“中国实践”的深度化、“本土化”或者 “中国经验”发展目标和方向在哪里? 怎样才能使得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或“本土化”发展成熟,并 促使具有国际参照价值的特定历史文化特色的 “中国经验”的形成? 怎样通过 “中国经验 ”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的范式让世界更全面、丰富和完整地认识中国文化? 文章回溯和分析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历史发展,特别是 20世纪晚期约 20年学科发展繁盛多样的状况,总结和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及其经验, 对其在 21世纪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构想。

一、 回溯和分析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发展

       1.19世纪前：欧洲探险家们对非欧洲民族和文化的记载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特别是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民族志的资料。

       2.19世纪：民族学的兴起与19世纪早期( 1820～ 1860 年) 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学者们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民族学派的研究中,音乐成分不断地增长,以研究音乐文化的交叉性和不同性来说明 人类的统一性。

        3.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以“博厄斯 ”学派或 “美国学派 ”为特征, 其为反对种族主义、反对 进化论思想为核心的学派,为避免 “扶手椅”式的人类学方式,该学派非常强调 “田野工作”的 实践,以细致和谨慎的比较方式采集资料,偏好于理论的预见性。田野工作和参与地观察受人类学的重要影响,美国学者在博厄斯的带领下,在方法上强调 直接参与田野工作, 不再依赖 “扶手椅”的手段。之后出现了“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 ”研究 思潮,从较大的地理范围来考察文化的相似和 不同,而不是以个别独立的,或者是从普遍性的 角度来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人们开始从外部文化影响的角度来探讨文化之间影响的现象,提出人类的本质是保守而非创新的,因此一旦一种新型文化出现,它将从其发源地向外延伸。

        4.20世纪晚期：进入20世纪晚期,学者从静态模式转向动态过程研究,排斥文化作为稳定或者趋于“功能结构机制”的理论, 以文化中的变迁现象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将着眼点安置在各种文化变迁现象之中，诸如西方文化接触、城市化现象、大众流行文化市场等。作为学派,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论将文化的变化视为以技术适应环境为基础的发展过程,强调社会机制和文化发展在新的生存条件下的新形式来维系变迁的有效性, 把技术环境因素作为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继续发展的动力。 认知人类学企图从文化“局内人”观点来建立更高层面的体系研究, 以创建一整套术语来分析特殊的概念范畴, 将这些内容以“分支”关系排列来说明相互之间的关联。以象征主义作为关键研究手段来理解文化,象征主义的人类学家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 以不同的方法诸如心理分析、社会功能解释,以及经验主义理论等来研究文化活动中的象征意义和作用。

        5.20世纪晚期的分析和总结：20世纪末学科发展特点,呈现出来最为突出的就是“过程”研究的新的学术立场和范式。这种“过程”性质的研究是与以往学科定位的最大分野, 也即音乐人类学不再简单地将音乐作为一种“产品”所处的状态来对待,而是以注重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作为研究的着重点。20世纪晚期的20年, 音乐人类学越来越涉足于音乐与政治关系的探讨,不仅开始关注那些“人为并非自然的 ”音乐元素 在参与建构民族主义旗帜下的想象的国家共同体的作用,而且也研究音乐在文化上层建设作为后殖民主义动力中的意义。同时，新历史主义在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开始融入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 表现出了很强的学理优势,开阔了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在它的影响下,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史研究,以及音乐学研究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20世纪末音乐人类学保持着开放的姿态 来接受新的问题,包容各种不同的方法论,研究 范式的不断变化已经成为了常态化。它不再为 学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学派、思潮、方法、 理念之间的问题、质疑、争议和挑战所束缚,通过不断地调整自我,以更为完善的学理方式来面对人类音乐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变化性。

 二、 总结和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

        从 20世纪前后的大格局来讲, 20世纪是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阶段。 20世纪之前, 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全部,20 世纪开始,中国音乐的格局开始了变化,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民间与城市、流行与经典等 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下,音乐形式和内容都 发生了深刻的转型。

        1.西方视角返观中国传统音乐的价值：萧友梅、王光祈为代表, 本着热爱民族音乐文化,但从西方视角返回来审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是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的萌芽。 两位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开启的萌芽所呈现的特点为,本着热爱民族音乐文化, 但从西方视角返回来审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而另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的启蒙, 即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央研究院里一批留学回国的具有一定现代人类学意识的学者对少数民族及其音乐的考察,并完成的以描写为特征的民族志成果。虽然其中涉及的音乐内容较少,但其意义与西方早期人类学家介入音乐研究的情形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极其典型的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的启蒙。

        2.中国音乐传统的历史梳理与实地考察初步：刘天华、杨荫浏为代表,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众多传统音乐形式进行历史性梳理,并开始进行田野考察,建立了初步的学科建设意识。事实上,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展开, 是从20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的,刘天华和杨荫浏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先驱。1927年,刘天华等筹办了“国乐改进社”, 对传统音乐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同时代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作出重要贡 献的是一代国乐大师杨荫浏。

        3.民间素材的采集、研究与创作：20世纪30年代末, 在延安聚集了一批音乐家如吕骥、安波、冼星海,以及沈知白等,在“民族形式、救亡内容”的纲领指导下,进行民歌采风和研究,并从中 寻找民间音乐素材进行音乐创作,凸现了音乐的政治作用,扩展了传统音乐的功能。1938年在吕骥倡导下成立了 “民歌研究会”、三年后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 ”,1941年吕骥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 撰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在当时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具有指导性的理论价值。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发展过程中, 另有一个重要的民间音乐研究组织“山歌社”的活动与杨荫浏在重庆那一段时间所作出的贡献同样有意义。“山歌社”由一批作曲组的同学发起于1946年3月31日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成立,其宗旨是：以集体的方式来搜集及 整理本国音乐、介绍及吸收西洋音乐、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而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之目的。

       4.音乐形态的科学分析：同样以杨荫浏等为学科带头人, 以及于会泳等 一批学术群体,注重于音乐形态的分析研究,大量音乐形态技术分析和音乐品种的分类和体系研究将学科的发展体现为注重研究的科学性及技术性的学术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传统音乐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首先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了“民族音乐理论”的概念, 并且中央音乐学院(1950年)及上海音乐学院(1953年)和东北鲁迅艺术学院(1949年)都先后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室(部) ”。“民族音乐研究室 ( 部) ”这一专门学术机 构,将研究与教学结合在一起,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是,其一,建立了专门研究传统音乐的高等学 府中国音乐学院, 培养和造就从事传统音乐的 专门人才; 其二,出版了 《民族音乐概论 》, 为促 进传统音乐研究成为一个学科构建了理论和范畴的框架。在之后的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中, 在各地相继成立了不同规模和功能的音乐研究所从事传统音乐的研究, 并且各大音乐学院也开始设立传统音乐的教学课程。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中,必须提到的是 《民族音乐概论》。 这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论”于1960年由中国音乐研究所举办的 “民族音乐研究班”来自全国音乐艺术院校及相关单位的同行共 60人组成集体写作班子, 在杨荫浏、李元庆领导下, 经过约两年的时间共同努力, 最终由郭乃安全面统稿审定完成,于 1964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课程的试用教材。同时,传统音乐研究也向纵横方向扩展表现为一方面 “田野实地”考察已经成为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手段, 收集第一手资料已经成为了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开始关注中国音乐之外的东方音乐乃至亚非拉音乐的介绍和普及教育工作。

        5.音乐文化的认知：在前辈学者的带动下,一些中青年学者随着音乐人类学及整个大文化强调人文关怀的影响,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转向为文化认知的层面,对学科发展在内容扩展和思考深入都起到积极的作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开始深化,并逐渐走向“中国经验”的积累。 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初,相当一批学者对音乐人类学思想的介绍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说至今为止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从未有过如此之多学科理论意义上的专著成果, 而且所列绝大多数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在进行的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积累的探索。所涉及的主要 论题及其有代表性的有关学科建设理论探讨的类别如下: （1）学科在中国的研究；（2）音乐文化价值相对论探讨；（3）音乐人类学或民族音乐学问题的讨论；（4）音乐文化的“局内——局外”双视角研究；（5）文化传播理论在音乐研究中的运用；（6）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问题；（7）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研究；（8）音乐民族志与人文叙事问题；（9）乐器学研究；（10）城市音乐文化研究领域问题；（11）传统仪式音乐理论研究；（12）田野考察的理论与实践议题；（13）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关注；（14）音乐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探索。

         6.简要分析和总结：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及其包含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经历了接近一个世纪, 无论是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还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论题都已经有许多前辈和同仁进行过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作者试图从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的角度,对其所经历的各阶段的特征,做一些尝试性论述,旨在通过对这些阶段,以及结合音乐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总结所获得的经验,来探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并对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探索做一些初步构想。 

      （1）以上五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其转型特征体现为从民族感情及政治倾向走向科学研究及国际化理性思考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过程。 

        (2)各个阶段的发展不是替代的转型,而是交替,或并置进行的。

      （3）各阶段之间是相互补充、不同视角的关 系,特别是音乐创作、形态分析和文化认知是继 承和发扬传统音乐的不同层面和意义。 

      （4）这个转型是思想发展、学科成熟的自然进程,学科建设意识具有自觉性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