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孔子与子贡就士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子贡向孔子请教，“怎样的人可以称作士？”孔子说：“做事的时候有知耻之心，出使诸侯，能够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可以叫做士了。”子贡又问：“请问次一等的士呢？”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敬父母，乡党们赞称他尊敬兄长。”子贡接着问：“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到做到，做事坚持到底，不问是非，固执己见，那是小人啊。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的执政者，您看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饭桶，哪里能算得上呢？”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子贡与孔子的一问一答，儒家的价值观显然矣。
何谓士？最初用来表达低阶层的贵族，主要是勇武之人，称武士。到了春秋时期，士成了有能力有知识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称呼，如文士、策士、谋士、纵横之士等。有品行的士，也可称为君子。儒家语境中对士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呢？从孔子与子贡的答问来看，士君子可以分为三种境界，高等的士，中等的士，低等的士。
高等之士有什么行为表现呢？行为廉洁而知耻，出使邦国不辜负君主所托。
何为知耻呢？《论语集解》云：“有耻者，有所不为。”《皇侃义疏》云：“当其宜行，则耻已之不及，及其宜止，则耻已之不免。为人臣，则耻其君不如尧、舜，处浊世，则耻独不为君子。将出言，则耻躬之不逮。”
有耻者有所为有所不为，看见好的言行，以自己做不到为耻；发现不好的言行，以自己不能避免为耻；替君主做事，以不能帮助君主成为尧、舜之君为耻；世道不太平，以不能成为君子为耻；说出来做不到，以之为耻。
中等之士行为有什么表现呢？宗族的人称赞他孝敬父母，乡里的人称赞他尊敬长辈。
怎样的士是低等之士？说话一定守信用，行动一定有结果。
儒家强调孝悌是为人的根本，此处为何把行为廉洁，出使外国，不辱君命放在孝悌之先呢？这体现了儒家的家国情怀。
高等之士，是把国家、社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廉洁有耻，是指位高权重的士人不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出使四方，不辱君命，是指士人代表国家出使外国，当便宜行事，以邦国的利益为准。
儒家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念？因为儒家对西周的政治继承得最为完整。西周初年分封天下，视天下为一家，各诸侯邦国又是众家族之大家。第一等的士人位列公侯卿相，对维护邦国、社稷和平与安宁，国人的幸福生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高等之士，他的人生目标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言：“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
次一等的士是什么呢？他能使家庭和睦，其乐融融。基础是什么，就是孝和悌，孝使老人得安乐，悌使兄弟妯娌相和睦。中国人最强调的是家庭的和乐，即使外面风风雨雨，有一个温暖的家，再苦再累也不怕了。
基督教有教堂，佛教有佛寺，道教有道观，儒家有什么？儒家有家，儒家把生命的安顿放在家庭里面。对于一个古代中国人来说，恐怕最大的惩罚是被赶出家门，死后不得入祖坟。因此，中等的士，能尽到家庭的责任，已经很了不起了。
低等的士，说话守信，行动有结果。这有点个人主义了。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孔子回答：“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诸？”子路是个勇武之人，行动起来往往忘了后果，所以孔子提醒他：“家有父兄在，怎么能一听到就去做呢？”说明什么？儒家认为个人的言行不能只考虑个人，还应该考虑对家人带来的影响。说话不考虑他人的感受，行动不考虑他人的利益，只追求个人的小恩小信，只能说是普通的士了。
由此看来，不同的士有不同的人生境界，只考虑个人的小恩小信，是最低等的士；能为家庭负责，为家族负责，惠及乡邻，造福一方，是中等的士；而最高境界的士，是为江山社稷考虑，他胸怀的是家国天下。
子贡向孔子请教了士的问题，最后问了一句：“今天的从政者如何？”言下之意，今天位居庙堂之上的执政者，他们算是哪种士呢？孔子不屑的回答：“哼，全是饭桶（斗筲之人），不值一提。”
斗筲，是竹编的一种容器。古人生活乃聚族而居，吃饭的人口多，所以用斗筲盛饭。孔子用斗筲来形容当时的执政者，是对他们极大的批判。孔子生活的时代，世官世守是主流，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权贵，忘记了祖宗为国家社稷尽忠负责任的精神，贪图享乐，不学无术，醉生梦死，家国的崩溃就在眼前，他们却无动于衷。饭桶，不值一提，不亦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