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一本不到200页的小书，作者郭颖颐(Kwok, D.W.)在其中以1900到1950年这50年间的两位人文学者、三位科学学者，一场科玄之争以及后期影响，三个角度论述新中国成立之前唯科学主义的由来、发展到最终形态的演变过程。作者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后，从上到下，中国社会流行的唯科学主义是延续清末民国时期以来的唯科学主义传统，而我们对精神和物质的讨论和理解也是这一时期科玄之争的自然延续。
唯科学主义，按其字面意思，这是一种将科学作为唯一正确的学问的观点。因此，但凡不能用科学解释的现象都是不存在的，和科学相冲突的知识观点都是错误的。为什么科学具有如此崇高的认知地位，能够充当存在与否、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纵观科学近五个世纪的发展，科学凭借与产业技术结合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极度反直觉表征被验证后的认知惊奇，以及装配在国家体制身上而形成的碾压前科学时期国家的实力，正是这些成功特质让科学顺利登顶，成为藐视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知识和认识方法的新一代终极霸王。
当然，本书的叙述内容是从科学已经登上人类认知方式最成功的顶峰开始的，拥有2500年不间断历史的古老中国第一次臣服在科学脚下，这个时期留洋回来的国人携带着对科学的崇拜，面对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而产生的反思，思索如何才能让老态龙钟的国家“洗心革面”，焕发新机，科学便成为首要的改革利器和动力。作者通过三位留洋文人，吴稚晖、陈独秀和胡适，三位科学家，地质学家丁文江、数学家任隽鸿和心理学家唐钺，从文科学者和科学家两种对立的视角呈现一种对科学的共识，也就是应该以科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国人以科学重塑自己人生观。而同一时期的其他学人则以科学有固有的研究方法和对象，无法将精神纳入其中为理由反对科学的排他性的知识地位。唯科学论者和反科学论者聚焦物质和精神在1923年爆发了颇具影响力的科玄之争，而争论的焦点就是科学是否能研究人类的精神现象，人生观可否通过科学重新塑造。关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和争论最终汇聚到马·克·思·主·义之中，通过共·产·党成为现如今统治国人的意·识·形·态。
对于唯科学主义的历史评价，作者如下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唯科学主义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并不有益于科学本身的进步。对科学家来说，实在是用公式来表示的，他的语言是纯数学的形式；而非科学家、文人，则以崇高的日常语言来表达实在。说科学的发现和成就应该崇拜是一回事，而说所有人类的生活和行为都能用纯科学的语言来表达式另一回事。……这种对方法的崇拜导致了方法论的形而上学，与此相异的精神活动却被讥讽为“非科学的”。许多现代中国的思想领袖都未能把批判态度和方法论权威、科学的客观性与绝对理性、科学规律与不变的教条区别开来。
这是全书的最后一段，是作者对唯科学主义的整体评价，显然他认为唯科学主义对于科学和社会生活都是不利的。当然，作者并没有详说为什么是不利的，而是给了一个思考的口子，他认为：
这就引起了一个多种观念相互竞争的时代。而这有助于开启另一个时代，即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
今天离1900年已过去119年，也就是两个甲子，整整四代人。当初的唯科学主义经过七十年的稳定培育早已在民众心理生根发芽。科学的最初形态一开始就没有被引入，现在也很难引介给民众让他们对其有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对这段时期的科学传播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唯科学主义的最初形态，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虽然科学一开始被当成是新生的指导，是旧文化的对手，但是旧文化并没有被清除干净，科学也顺利进入，正如佛教东传成为中国传统一部分，科学也正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知识和理解方式，两者是如何交融的，各自因对方发生了什么变化，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