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去潘家园闲逛，在旧书摊上看到一份1989年出版的《陕西广播电视报》，报纸的报头笔画清劲、结构清秀又简单易读，一看就是启功先生的墨宝。这让我不禁好奇这报纸与启功的渊源，回家之后上网查询，原来《陕西广播电视报》1955年就创刊了，是我国最早的报纸之一，期间经历了十年停刊，一直到1979年才重新发行，而从那时起，报纸的报头便是启功先生所题的了。
可是我在搜索时发现，这份报纸的报头后来却变成了印刷体，这让我不禁疑惑，启功先生题写的报头即美观又易懂，为什么会被更换呢？随着我的深入了解，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缘由。原来是有不少读者认为启功先生把广播的“播”字写错了，向报社写信要求更正，报社为了避免麻烦才改成了后来的印刷体。作为一家开办多年的专业报社，当然不会让自己的报纸中出现错别字，那么启功题写的报头真的是错别字吗？
如果按照字典中的写法，“播”的右半边确实应该是番，可启功先生的写法也并不是随便写错的，同样是有依据。如果你临写过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或者欧阳询的《黄埔诞碑》等经典字帖的话，你一定对这种写法不陌生，这种“播”的写法在很多经典字帖中都出现过，可以说非常的常见。
启功先生所题写的报头，在对书法有所研究或者对古籍有所研究的朋友眼中可能并不算错字，可是对于没有接触过书法，没有见过这种写法的朋友来说，却又是实实在在的“错别字”。这些读者看到了这个报头难免会质疑报纸的专业性，向报社提意见。我相信《陕西广播电视报》一定也是因此才忍痛将启功先生的题字更换为印刷体，这虽然牺牲了一些报纸的美观性和艺术性，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举措。
在这次“错字”风波中，启功先生没有错，指出错误的读者也没有错，这完全是闹了一场乌龙，却也是各种文化冲击下的无奈。这让我不禁想起近日网上讨论火热的山东博物馆题字事件，同样是题字，他们的遭遇也有所相似，郭沫若的题字到底要不要换掉，到如今都没有一个定论。这种问题以后一定还会出现，那么难道要把这些没有“错”却不能被所有人认可的东西全部换掉吗？若是真的这么做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是巨大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