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歌手》总决赛这天晚上，一档号称“不止是歌手”的音乐综艺《我是唱作人》在爱奇艺上线。在传统电视与视频网站的正面交锋中，人们隐约嗅到一丝火药味。
同样采用了艺人竞演模式，两档节目有着本质的不同。“唱作人，这个题目可以反过来理解，人为先，作是承载，唱是一种表现方式。”爱奇艺高级副总裁、《我是唱作人》总监制陈伟告诉第一财经。
在传统音乐综艺中被强调的唱功、舞台表现力退到次要位置，《我是唱作人》更注重原创能力，以及‘人’的魅力。节目中所有歌曲都是从未发布过的原创作品。
陈伟和爱奇艺副总裁、《我是唱作人》总导演车澈，两个曾经联手推出过《中国有嘻哈》、《热血街舞团》等爆款综艺的搭档，又一次将目光放在了音乐上，他们希望通过综艺形态向音乐市场抛出一些问题，试图引发讨论：华语乐坛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流行音乐。
“不能依靠华语流行音乐来创作我们的音乐综艺，同时我们又不为它做什么，这不是创作者的担当。”陈伟说。
传播渠道瘫痪去年，想要做一档华语原创音乐综艺的想法追赶着车澈，他觉得“是时候了”。他看到，人们在朋友圈疯狂地怀念华语乐坛黄金时代，不断唱衰当下的流行乐坛，他迫切想要知道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与许多唱片公司老总、音乐制作人聊过之后，车澈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缺乏优质的原创作品，而是传播渠道呈瘫痪状态。“你去棚里听歌，不是没有好歌。”乐评人墨墨曾经历过唱片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人们对音乐产业、唱片业是仰视的状态：“九十年代我们听歌只有一个渠道，会把唱片业当成导师一般，他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对音乐人、歌手，那个时候都是仰望的。”本世纪初，唱片业达到巅峰，但2002年开始每年的销量都是腰斩，也正是唱片业逐渐走向衰落的时候。2004年，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音乐选秀节目一炮而红，音乐行业开始渐渐依赖综艺节目输血，顶级唱片公司从最开始不屑于签约选秀歌手到后来抢着签约：“即便再怎么抵触，唱片业不得不成为音乐真人秀的下游。”音乐行业和受众之间的等级被打破，双方地位变得平等甚至反转。音乐行业中，输入和输出两条路径都出现了问题。人们一度可以在网上免费听歌，导致原创动力严重受损：“创作出来的东西卖不了钱，没有钱支撑持续的创作，就变成恶性循环，原创也是在那个时候变成了被打压的事情。”墨墨告诉第一财经，这种情况在行业呼吁正版化之后有所改观：“这个行业至少又开始赚钱了，进而能够反哺原创。”但是，这个不再由唱片公司掌握决定权的时代，当一首新歌、新唱片创作出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究竟如何推广，公信力令人生疑的榜单，式微的传统传播渠道都不是最佳选择，车澈说：“你可能会说打榜？但是哪个榜单是有效的、有意义的？电台、线下歌友会他们也做，但实际上效果越来越弱。”从翻唱到原创车澈分析认为，当下音乐的有效触达方式不外乎三种：短视频、OST（电影电视剧配乐）、综艺。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软件成为一些新歌的首发阵地。《沙漠骆驼》《往后余生》《可不可以》等新歌都通过抖音拥有了极高的播放量，成为“抖音神曲”。在疯狂转发的背后，车澈质疑的是，只截取歌曲15秒或者30秒传播的形式是否会对原创音乐的本质带来折损：“比如，大张伟的《我怎么这么好看》，我怎么这么好看，这句记住了，前面怎么唱？再比如，《学猫叫》A段怎么唱？谁知道？”车澈并不否认影视OST对音乐传播的巨大作用，但他认为OST更多是定制化的命题作文，而且不排除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一集结束了，下一集片头连带主题曲为你跳过”。主题曲成为电视剧的附庸，自身价值被轻易忽视。《超级女声》之后，综艺成为音乐触达最广泛大众的途径之一。如今，通过一档综艺引发大众对原创音乐关注度显得“恰逢其时”。过去十多年，占据市场主流的翻唱综艺面临着严峻考验，版权如同一把剑悬在节目组头上。前不久，《歌手》中翻唱皇后乐队的四首歌曲未经版权方索雅音乐授权，引发舆论关注。墨墨从版权从业者处了解到，四首歌如果想要得到授权，数字会是“天价”。对于主打原创节目的音乐综艺而言，版权纠纷的风险相对较低。“一首歌要六十万甚至过百万的版权费用，试问哪一家还做得起？”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陈伟也谈到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观众对“飙高音”的节目可能会产生审美疲劳。陈伟觉得，华语音乐史上的经典老歌被大家唱了个遍，快唱吐了：“那么多年音乐综艺和音乐选秀，把那些华语经典颠来倒去地重新编曲翻唱，不新鲜了。这是一个从追求共性的时代慢慢过渡到追求个性的时代，年轻人希望听到不一样的歌，并把这些歌介绍给其他人，是时候用大众传播模式来传播一些新的、个性化的内容了。”事实上，《我是创作人》并不是第一个主推原创音乐的综艺节目。2014年，一档主打原创音乐的《中国好歌曲》给观众带来惊喜，但第三季之后悄然落幕。第三季成为《中国好歌曲》评价最低的一季，从观众评论来看，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令人惊艳的歌曲。墨墨认为，做原创综艺的风险比翻唱经典更大，翻唱经典相对更容易得到大众审美上的共鸣，这也是过去多年来主打经典新编的综艺比重较大的原因之一。“经典老歌是经过岁月检验留下来的东西，每一代的原创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百听不厌的好歌会传唱下来。直接用经过时间检验过的内容再加上新编，会比较讨巧，而原创的内容，即便是好的，也需要一定的发酵时间，如果有观众觉得新歌不好听，那他就不看了，当然不排除出现爆红的作品，但难度比较大。”新人红了，然后呢？在《中国好歌曲》里，苏运莹留下了《野子》，莫西子诗留下了《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霍尊留下了《卷珠帘》，但是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人也只记住了他们的代表作。“华语音乐的核心问题是没有有才华的年轻人吗？不是，是这些年轻人缺乏舞台吗？也不是，我们给年轻人一个舞台，接下去怎么办？这个年轻人成了艺人，他有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宣发团队，请问他下一站去哪儿？这才是问题。”车澈说。《我是唱作人》的首发阵容涵盖了多个音乐流派，所有音乐人都是已经成名的艺人，代表流行的王源、汪苏泷，代表摇滚的梁博，代表嘻哈的热狗，代表民谣的毛不易、高进，以及另类曲风的曾轶可，流量明星，抖音神曲制造者，过气的中年歌手，唱功“灾难”的选秀歌手，他们身上或多或少背负着一些争议和偏见，他们的创作被一部分人屏蔽在视野之外。节目组希望打破边界，把他们的歌拿到舞台上呈现，接受来自不同评价体系的观众检阅。“华语流行音乐最大的困境不是孩子们身上，而是参加节目的这些人身上。华语乐坛的核心问题是站在舞台上的这八个歌手的新歌都没有人能够好好去听，没有人听得到，这才是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陈伟觉得，把代表这个行业最大问题的典型人物拉到舞台上PK，以最大的勇气去触碰这华语乐坛面临的真实困境，可能更“real”一点。车澈说，残酷的淘汰赛制让他失去了很多大牌唱作人：“他们知道，我不会保证谁一定不会淘汰。”移动互联网兴起后，用户得到一首新歌的渠道以几何裂变的方式增加，听到一首新歌的渠道变多，但是品类和丰富性变少。在陈伟的设想中，通过《我是唱作人》建立一个音乐乌托邦，让人们尽量在集中的时间内听到更多新歌，让华语新歌回归黄金年代的关注度和讨论度。陈伟说，这个“乌托邦“是反算法的：“在算法的时代，人们可以获得更多个性化需求的东西，在算法的帮助下固化了自己的兴趣，封闭起来，《唱作人》通过反算法的创作方式，让更多人听到他在算法包裹下无法得到的内容。” 通俗而言，就是让人们听到那些大数据不会推荐给他，但也许会喜欢的歌新。决定唱作人生死的101位评审团也与过去的大众评审团构成有所差异，车澈介绍，这101位评审按照市场调研的用户画像进行挑选，其中包括音乐学院教授、乐评人、唱片公司老板等专业人士，也有挖掘机司机、理发师、网红等普罗大众，他们尽可能模拟现在市场上的听歌环境，将“什么是好的流行音乐”这个问题交给市场。评审被强制实名制投票，并且在社交平台上写下对每位歌手的评价，以保证投票制度的透明，同时引发网络平台的讨论。墨墨也是百人评审团成员之一。第一期，他将票投给了王源、曾轶可、毛不易和汪苏泷。在他印象中，他只记得王源作为TFBOYS成员唱的“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汪苏泷则是“QQ音乐三巨头”，但他们都带来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创作。他认为每组对战都难以抉择，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只为褒奖年轻唱作人：“他们相对前辈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希望大家能够抛开对我的偏见，好好听这首歌。”这是王源站在舞台上对观众说的第一句话。墨墨觉得，华语流行乐坛的未来集中在这批年轻的创作者身上：“出于流量的角度，选择王源可以保证收视率，但当你听到他的创作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靠近华语流行音乐的未来。”在节目主创的想象中，如果《我是唱作人》能够引起风潮，就会引发行业里各种有机组织的连锁反应，这会给原创生态带来一些变化。“我们一厢情愿地想引发一场讨论，这个讨论是带引号的，意味着一种思考，它不需要答案，没有解决方案也没关系，至少大家看到问题了。”陈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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