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寨（阿立应）距离320国道3公里，是三寨“～”的顶端，从阿依寨可以依稀看到旧寨部分人家。上寨子的村道依山而修，山路有些弯曲，从金厂河往山上走，几乎没有平路。两边风景不错，绿树成荫，山形也长得美，陡峭的远山在阳光的照耀下，仿佛笼罩着一层轻纱,影影绰绰。山间的白云忽远忽近，若即若离，似淡墨抹在蓝色的天边。

去往寨子的路上很难碰到来往车辆，寨子以外的人来这里的也很少，村里很安静。我对山是“两看不相厌”的，要不是时间紧，我几乎想跳下车徒步前行。

于我的经验，这条路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说是一条非常不错的路线。

（1）

我们到阿依寨时，上午10:30，村里大部分人家已经用过早饭。没有围墙的连排建筑优势在此彰显得淋漓尽致。几个老人悠悠的在太阳底下闭目休憩，旁边有两位妇女在做着针线活，一群小孩在嬉笑打闹，你来我往相互追逐，张家大哥在捣鼓摩托车，维修第二天上班的交通工具；杨家嫂子在厨房炒茶揉茶，隔壁李嫂也过来帮忙，顺便把自家的鲜叶带了过来，弄完杨家大嫂的接着就弄李嫂自家的，无需再生火。

在寨里走了一圈，我眼前的景象是：邻里和谐，相互串门，相互帮忙照应。

此景当然是诱惑人的，我仿佛回到小时候熟悉的村里。我们凑上去加入热闹的队伍中。孩子们起初见到生人是躲闪的，见我举起相机就跑。我和他们追逐了一会，并拿镜头里的照片给他们看，几个小孩躲躲闪闪地看看镜头，又相互对视，其中一个胆子大些的孩子举起手指比了个“胜利”的表情，被我拍下，孩子们又凑过来看他们自己的样子，看到镜头里自己的样子，熟悉、新鲜、好奇、兴奋，当然我的拍照技术也是让他们十分的满意，他们才慢慢地配合我拍照。瓦窑文化站杨慧梅站长和乡政府综治办孔主任在一旁哈哈大笑，笑我童心未泯，帮着我游说孩子们，告诉孩子们说我的照片拍得非常好，让孩子们配合我。我举起相机，不听地按下镜头。后来在寨里的行走中，孩子们在我的镜头里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吃饭的，玩耍的，奔逃的，躲闪的，微笑的，羞涩的，我被他们的纯真表情打动。

老年人们则不然，当我用白族话和她们打招呼时，她们脸上露出惊喜、亲切的表情。我们是外乡人，然我们又是同一名族的少数民族，在大山的怀抱里相逢，我这样的“访者”在这小山村出现是有些显眼的，无论是从视角还是内心。但是，她们接纳我了，我开始兴奋，不停地从几位老者四周绕着，转换角度，按下快门。

（2）

在一户人家家里，一位大爹给我们讲着寨里的民俗民风。“三寨的白族一天要吃三顿饭，早饭（白族话叫“饮昌”）、中午饭（白族话叫“饮易等”）、晚饭（白族话叫“饮贝”）。这个和我们剑川沙溪的白族语言是相通的，后来多次走访，我发现，我和“三寨”白族用白族话最能交流的也就是这几句。在“三寨”，男人主外，女人主内，有明确的分工。女人管生产，男人管大事。管生产的女人要负责地里的劳动，比如采茶，种包谷，上山捡柴，背松毛（松树的干叶子，当地老百姓回家后用来给猪圈里的猪当铺盖，做饭时用来引火等。）男人负责在家里做饭，管大事。”老天爷，听到这里，我瞠目结舌了，平常百姓家一年到头能有几件大事？

长年累月，寨里的妇女几乎都不会做饭了。家庭主妇到底是谁？我彻底纳闷了。

大爹在介绍时说的“男主外，女主内”说的真是够含蓄了，实际上是把白族的男尊女卑体现得淋漓尽致。女人们要从事繁重的体力活，男人们在家干相对轻松的家务活。

关于白族男人的地位，我看到几乎是雷同的。我小时候，每天清晨都会听见隔壁的姑妈叫我几位堂哥起床的声音，等太阳晒到屁股上了（我家的正房是坐东朝西，太阳照到院子时间在上午9:20左右），我又一次听见姑妈的叫唤声，这次的声音里夹杂了愤怒和委屈。早上姑妈外出时叫表哥起床和回来后愤怒的叫唤声成了我的定时闹钟。而比堂哥小三岁的堂姐每天一早都会和姑妈一起外出劳动。不过表哥结了婚后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在媳妇的调教下，表哥已经和表嫂一起早出晚归。

（3）

张家大哥和大嫂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和我们唠嗑。大哥家有4口人，他和大嫂，还有2个儿子，一个17岁，一个15岁。初中未读完就辍学了。现在在保山城里打零工，具体做什么工作他不知道，没有去细问。

张家大哥自己在保山电力公司做临工，从事拉网线活，工资是按出勤天数来计算。如果能保证每天都出勤，他可以每天收入100元，一个月可以拿到3000元，可惜不是每天都有事可以做，每月断断续续上班20天左右，收入就在2000元左右。他的收入几乎是一家人全年的生计之需。

家里有2亩的茶地，卖了后一年可以可以有1000多元的收入，后山坡地上还种有2亩多的包谷，收成低，还不够喂养家里的4头猪。日子就是这么被堆积，一年又一年过去，没有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张家大哥发出呜咽的低吼，“生活实在太苦了，想干活都没有活路可以做。”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原本热闹的你来我往的话语被卡在喉咙间，发不出声音，连空气也似乎被凝固了，时间仿佛也停止了转动，在万物生长的半山腰的村寨，生存显得不简单。一个地域无法满足他们简单的生活需求，一群人也无法忍受这种简单生活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后来，一群人陆续离开了，走到了外面的世界。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安慰眼前的这个男人。

在我们走入三寨之前，对这里的认知是片面的，大多数的人都会说“那些地方的人太懒了。”果断地下了定义，而眼前的这位汉子，杨家大哥，发出的“呐喊”，是否狠狠地给他们拍了“一巴掌”？

最后还是隔壁的李嫂的笑声打破了沉静，没有围墙的民居建筑敞开的不仅是空间建筑，还有心灵。“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阵爽朗笑声传来，杨大嫂笑着说，“是隔壁的李嫂过来了”。边说边叫道：“李嫂，进来坐。”李嫂进来见到生人，先是一愣，准备离开，在我们热情的招呼下，她局促了一会才坐了下来。

见杨嫂翻腾着锅里的鲜叶，她伸手帮着杨嫂茶叶从大锅里倒出来放在簸箕里，揉了起来。

（4）

我们聊着她们的生活，听着她们对家人和日常，还有相对于她们的陌生的城里的世界。话语在语言的交汇中融化了空间。我们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我们说着城里妇女们跳广场舞，她们说到山上也放开歌喉唱响山歌。

最后，我们聊到了眼前的关于茶叶。

嫂嫂们说，当地的村民出售的是鲜叶，揉一道就可以了，公司把茶叶买去后还会进行后期细加工。每天采茶加工后大概能有上2斤左右，每斤价格不同，5元～8元。也就是说，她们采一天茶回来，能卖16元。也就是我们在城里吃那碗加了大排的米线的钱。

话题就转到了李嫂的身上，准确说是转到她的家庭现状上。

原本她有2个儿子，都娶了媳妇，两个儿子的家都生了2个小孩。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一天又一天。和谐是在某一天被打破的，某一天，大儿子媳妇远离开阿依寨，离开了这个家，逃离了这个地方，有见过她的人说她在外省的某一个地方，已经穿上了高跟鞋。而对于这个家，几年来她一直再没有任何音信。村里人心里都知道，她能抛弃两个孩子离开，因为贫穷。但是谁也没有点破，大家还是装着如无其事，装着不知道她离开的原因。和谐一旦被打破，就像炸弹把河堤炸开缺口，也像一场瘟疫蔓延，泛滥得非常可怕。

她的二儿子，有一天进山砍柴，坠崖后死亡，这个小家留下媳妇和2个孩子。

这几年，大儿子和小儿子媳妇都分别外出打工，家里就剩下李嫂和四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今年13岁，最小的6岁。她又成了母亲，奶奶，田间，地头，照顾孩子。

有人劝她，让大儿子和小儿子媳妇重新组合成一个家庭，她不知所措，心底是升起希望的。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安心，大儿子的媳妇有了着落，小儿子媳妇有了归宿。大儿子再寻一门亲是艰难的，小儿子媳妇再嫁人是容易的，村里还有许多壮年的光棍。到外省，也是容易的。两个“单亲”的家庭组合了，这个家也就和谐了。她就不用再担心小儿子媳妇也和大儿子媳妇一样离开这个家，而且她的离开是合情合理的，不用背上道德的包袱。

但她还是有些害怕的，有序的世界被打乱后出现更大的她不能承受的后果。

她的担心是有来由的，除了她的大儿子媳妇，隔壁村里就连续有两家的媳妇逃离了，丢下儿女，逃到外省，再也没有消息。

对于她的小儿子媳妇，她是感恩的，感恩她没有逃离，坚守在这个家。而她似乎忘记了，她小儿子媳妇外出打工的这些年，她在家帮她带着孩子。她应该感恩她的。似乎，逻辑混乱了，世界秩序被打乱了。

因为贫穷和自然条件的恶劣，美好的家庭不再完整，被撕成了碎片。这是真实的生活，不是虚拟世界里的模拟。

李嫂的性格是非常乐观，如果不是杨嫂和我们讲述她的家庭情况，我们以为她的生活是顺风顺水的。

那天，在我有事离开的档口，敏妹被邀请到她家。后来她告诉我，“那真是一个家徒四壁的家，没有一个像样的家俱。四个孩子和她一起在下正面（楼房）的楼上住，下正面（楼房）底下一般关畜牲。村里大部分的居民都是这么居住的，尽管在我们看来猪圈的味道不时往上传，下正面（楼房）的墙面还四处漏风。”

这个环境，夏天还好，冬天几乎到零度的天气不知道孩子们怎么度过。

李嫂拿出家里仅有的苹果要给她吃，并且还用心地把水果刀在盆里洗了两遍。“姐，我心里真是酸啊，她把自己呈现在我的面前，毫无保留。”敏妹在和我说话时眼眶里浸满了泪水。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一瞬变老的。”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放弃自己那一刻开始；只有对自己不放弃的人，才能活成不会老。

然而，我心底还是开怀了，杨嫂和李嫂，都活成了不老的人，她们是伟大而坚强的，在艰难的生活中，她们保持乐观，不放弃生活的少有快乐。而她们或许仅仅只是阿依寨甚至更多中国农村家庭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