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将汉文帝评述中关于臣子的篇章起名为桃华李实，是因为汉文帝对待属下，即是臣子的君王，又将臣子作为他的良师益友。这次我们来看西汉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晁错。

晁错

晁错是位颇具历史争议的人物。其为大家所熟知的故事多发生于汉景帝时，但其选拨和任用却是文帝所为。而其最具建设的贡献也发生在文帝之时，也就是贾谊章节有提到的定匈奴之策。此节简述这位汉文景之时的重臣的事迹，其中牵扯袁盎之事也一并补叙。

晁错最初由于文学才能成为了太常掌故，顾名思义这太常掌故之职是掌管历史典故，以备皇帝询问，其品阶是六百石。之后被派往齐国向已是高龄的秦朝博士伏生学习《尚书》，回来之后便被文帝提拔为博士，之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太子家令，这个职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太子家的大总管。晁错的任用和提拔已到文帝后期，任命其为太子家令用意明显。在太子哪里，晁错以其足智多谋被称为“智囊”。也是在这个时期，晁错针对匈奴的边患问题给文帝呈上《《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这两章奏疏所提出的方略一直到汉宣帝时都是对匈奴的基本战争策略，并在汉武帝时取得了对匈奴的重大军事胜利。晁错认为汉人不熟悉北方的自然环境，当以防守反击为主要策略，而这防守反击之策就是守边劝农，募民实塞，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只熟悉北方环境和匈奴生活习性的汉人，到那时便是出击匈奴之时。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历代亦农亦兵的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策略被文帝立即采纳，并一直被延续，汉武帝时卫青筑朔方之城，汉宣帝时赵充国屯田金城，乃至三国曹操的基本军事策略也是屯田之策。晁错所提到的另一对匈奴之策也是汉武帝时取得对匈奴重大胜利的关键，那就是以夷制夷，联合西域其它国家，以分匈奴之力，此策在此不再多说。贾谊对匈奴之策可谓是战略性的，而晁错之策则具体战术之策，并且对当时的意义更大。

说到晁错则不能不说前面已提到过的汉初削藩问题。在削藩之事上最能体现晁错之为人，也正是削藩和“吴楚七国之乱”为其招来杀身之祸。汉景帝即位不久，晁错就成为了西汉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晁错此时获得展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他立即向景帝提出了《削藩策》。同样的政策贾谊和晁错都向文帝提出过，只是贾谊的方法不同而已。而对这同样的策略文帝和景帝的态度是不同，文帝对贾谊之策的态度前面已提到，其对晁错之策的态度在这里补述。我们可从文帝对晁错另一奏疏《言兵事疏》的回应中看出文帝对其态度。文帝是这样回答晁错的：

“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也，故在于此。”

注释：晁错在奏疏中有“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之言来自荐

文帝说上书进谏没有狂妄一说，只有决策者的英明与否才是国家的大患。文帝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什么建议都可以提，但决策者却要慎重考虑。而景帝对于此却不怎么清楚，他对晁错这个“智囊”言听计从。很快就颁布了《削藩策》。结果便是吴王刘濞率领七国造反。晁错曾有说过吴楚“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以此言判断景帝和晁错对七国之反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他们还是被震惊的手无举措，吴王刘濞一“清君侧”的名号和袁盎自保之策让晁错走向了断头台。

我们再来看看晁错和袁盎的为人。《史记》和《汉书》对晁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这四个字的意思分别是：严厉、刚直、苛刻、狠心。晁错这样的性格自然是和朝中众大臣不和。而相反袁盎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热心、圆滑、左右逢源的老好人。这两个人性格反差巨大的人位列朝班自然是看对方不顺眼，不说一句话。袁盎对晁错还罢，晁错则是处处想找袁盎的岔，景帝即位后不久袁盎就被罢官，但在晁错心里，此事还不算了。袁盎曾在文帝时做过吴王刘濞的丞相，吴王有给与过其财物，而当时袁盎为了稳住吴王，又向文帝报告过吴王不会谋反，袁盎为吴相时给中央的奏章吴王是能看到的。晁错抓住此事认为袁盎收受吴王贿赂包庇吴王谋反阴谋，要杀了袁盎。但他举棋不定，这一消息被袁盎知道了。袁盎找到和他关系不错的窦婴让其引荐自己给景帝，此时袁盎已是一介草民。景帝知袁盎曾为吴相，便接见了袁盎并问以吴楚之事，袁盎告诉景帝，吴楚乃乌合之众，只因师出有名，只要他们的要求杀掉晁错，他们便师出无名各自退兵。袁盎自保之策并不高明，但景帝被这“吴楚之乱”弄的一时乱了方寸，失去了他父亲文帝所说的决断之英明。结果是晁错被杀了，吴楚却依然造反。但吴王刘濞确实如袁盎所说是一群乌合之众，景帝回过神来，没用多久就平定了叛乱。汉初的削藩问题，晁错可谓操之过急。苏轼的《晁错论》评论此事可谓甚妙。东坡先生说道此事当“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其中味道可从此事之过程体味而出。

晁错虽然有着性格缺陷。但我们却不能无视其对汉王朝的忠心耿直以及他远过世人之才华。如果景帝能深悟其父亲用人之道，我想晁错也能够免去其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