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恩春16岁大学毕业，20岁出国留学，25岁获得博士学位，40岁自杀。并未有过生命的交集，却因亲戚言谈的描述，严歌苓和祖父产生了如此密切的联系。“你悟性高，读书用功，敏感，孤高，都像他。”祖父英俊的老照片，留下的书、瓷器、玉石等物件，让他变成了严歌苓心中一个神秘的符号。“所以我觉得可能从他们身上继承下来一些血脉吧。”当严歌苓夜里严重失眠时，她被告知，严恩春也有着过人的精力，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失眠者。“我毕竟是‘1/4个他’啊！”

　　但在严歌苓看来，有一点自己和祖父不一样。“他如果像我这样，爱开玩笑，不至于40岁对世界失望成那样，去自杀。”严恩春是在1937年南京沦陷时自杀的。严歌苓对祖父的了解是支离破碎的，点点滴滴，靠她的想象力和资料查阅粘合起来，加上血肉，加上体温，使他各个角度看起来都是活的。“我过去写，凭着激情、直觉。这一次，我看了好多书。我不光要懂得祖父，还要懂他身边的人。譬如，他的朋友徐志摩。我得了解他的社会圈子，关系怎么勾连，怎么破裂。”

　　严歌苓说，之所以书名中用一个“犯”字，因为主人公陆焉识一辈子都认为自己被禁锢着，一辈子都在挣脱这种桎梏。譬如爱情。“今年夏天，姑妈跟我说，祖父当时差点留在美国了，在那里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当时有个亲戚是掌管留学生事务的长官，不同意他留在美国。他被安排迎娶的妻子，是继母的侄女。”

　　《陆犯焉识》中妻子的形象是美的，也是内秀的，但陆焉识还是恨妻子。直到流放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是爱妻子的，只是拒绝承认而已。在经过了所有他认为的不自由之后，他才意识到，自由、不自由，是相对的，辩证的。最后的结局，是他回到了流放地，因为自由是心灵的，没有人可以夺走，没有人可以给予。有读者问，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作品中，男性角色大多偏坏，这次以男性为主角，而且原型来自祖父，为何不写得更完美一些。严歌苓坦言，她之前并非有意把男人写坏，而是天生喜欢写女人。她对男人的理解有两种——— 英雄与非英雄，她更喜欢写非英雄，“《赴宴者》中我写的那个宴会虫就是个非英雄，他有很多缺陷，同时也很可爱。”

　　她爱写边缘人物和陆焉识这种“大战风车，企图叛逆，只是没有成功的堂吉诃德式英雄”，“因为我喜欢写不得志的人，写有很大缺陷的人，我觉得动人的人都是有缺陷的。”用了十几年时间沉淀，往返于美国、上海和青海采访取材，完稿后数易其稿，这才有了生于上世纪初，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洋博士”陆焉识和他浓缩在36万字里、为自由挣扎的大半生。

　　“现在的幸福刚刚好”

　　有人说作为一个作家，严歌苓很是幸运。因为如今文学在视觉艺术和网络的冲击下显得越来越脆弱。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一页页翻书，越来越懒得自己透过文字来认识、想象场景和人物，更喜欢现成的画面。一部电影、几集电视剧下来，哗，一切都是那么鲜活具体的摆在面前。而严歌苓的小说，从她的那个《少女小渔》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几乎都被拍过电影或电视剧。严歌苓认为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是推广原作效果不错的广告，尽管文学要靠影视来宣传的现实令人悲哀。“现在牙膏这种生活必需品不打广告都卖不出去，得让人们通过各种途径知道。虽然本子经常被改得面目全非，把我气得鼻青脸肿，但至少让更多人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很多人还会买来看。”

　　现在的严歌苓每年大约有4个月在国内，在中国就是结结实实去生活，在国外就是清清静静去写作。“国内的作家身兼数职，人和人之间的来往也多。在国外恨不得一个约会都是三个月前约好的，我有大量时间沉浸在对作品的思考中。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不好的故事，只有没写好的故事。写作就是有话不好好说，把话说得跟别人不一样，说的是这件，让人想到更多，谁能超过故事本身表现得越多，谁能在故事底下埋得更多更深，谁就更牛。”

　　在国外的严歌苓过着简单安静的生活。每天都是早晨一杯浓咖啡，然后带着狗出门跑步，回来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女儿下午放学回家。天天如此。“我很享受这样单纯的生活，没有什么杂念，欲望也不大。这是我活在这个世界里的准则。我跳舞时就有个坏习惯，如果这天没练功，晚上就会非常非常难过。像我过去说的，感情都是挣来的，你不能平白无故觉得人家都该爱你，你必须挣，要有自己可爱的地方。一样的，我每天晚上喝点红酒听点音乐出去散步或者去看戏看电影，那是我白天很辛劳地挣来的，我把每一天的写作当做挣晚上快乐和轻松的办法，可能我有点自虐吧。有上市公司跟我说，你每年创作一部电视剧，我给你多少股份。我说不要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现在的幸福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