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四等人制：忽必烈的平衡术
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1272年正式迁都大都；1274年到1279年，打灭宋战争，完成全中国的大一统，都是亲近汉人、重用汉人的。
但是，这个趋势并不是势不可挡的绝对主流。差不多也就在灭掉南宋之后，忽必烈踩刹车了。
四等人是四圈人
很多人都听说过元朝所谓的“四等人制”，由高到低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实，这不是一个明确存在的制度，但元朝确实存在这种现实。
当然，更准确的说法，可能不是四等人，而是四圈人，而且圈和圈之间，存在模糊地带和流动通道。
这个北京大学的张帆教授有过非常有洞察力的考证。
张帆：《圈层与模块：元代蒙古、色目两大集团的不同构造》
首先，蒙古人就分很多圈层：有所谓尼伦蒙古人（引申意为“纯洁的蒙古人”）与迭儿列勤蒙古人（意为“一般的蒙古人”）。要是细分的话，甚至可以划分为七个圈层：
张帆：《圈层与模块：元代蒙古、色目两大集团的不同构造》
最外圈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之间的界限，其实是非常模糊的。有些色目人群体，和蒙古人的关系比较亲密，蒙古人还没出草原的时候，就在为蒙古人工作了。但另外，也有些色目人，是蒙古西征时才开始和蒙古人合作的，他们的家乡也和漠北草原距离非常遥远。
色目人的意思不是说眼睛有颜色的人，而是名目繁多的各色人等，所以色目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很多民族。其实，色目人中也有一些本来是汉人。比如，你是生活在西夏境内的汉人，蒙古人征服西夏比较早，这都是老下属了，算色目人。
你是不是色目人，不是由你自己觉得你是谁来定的，而是由蒙古人觉得你是谁而定的。
接下来是汉人。同样的道理，只要是生活在原来金国境内的，不管你原来是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还是汉人，通通都是汉人。还有，原来生活在大理境内的人，也是汉人。云南是今天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但是按照蒙古人的标准，生活在这里的基本上都算是汉人。
最后是南人。你是原来生活在南宋境内的，就是南人。因为南宋是最后被征服的，而且征服南宋的军队，绝大多数是汉人。所以，留在北方的蒙古人，对南宋心理上是非常疏远和隔阂的。
哪怕彼此好好打过几仗，也能增进一些了解。但很多蒙古人，只是知道在遥远的气候可怕的南方，生活着人口数量极其庞大的“南人”。那些汉人去打南人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干嘛？竟然人家守城了，你们攻破城后也不屠城！所以，南人必须在最外面的圈层。
四圈之上的忽必烈
忽必烈作为凌驾在所有人之上的大汗和皇帝，他的想法其实并不代表一般蒙古人的想法，他只是在权衡算计的时候，必须考虑一般蒙古人的想法。
自从忽必烈以中原汉地为基础，打败了阿里不哥，攻陷了哈剌和林，就一直要面对着来自蒙古人的压力，蒙古的宗王可能会质疑忽必烈说：
会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元史·高智耀传》）
我们的传统和汉人是不一样的，你留在汉人的土地上，建设大大小小的城市，采用汉人的礼仪制度，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种指控，在蒙古人当中是有号召力的，而只要出一两个军事上的杰出人物（蒙古人是不愁出不了军事强人的），就会转化为和忽必烈的激烈对抗。
所以，忽必烈推行什么政策，必须要考虑到蒙古人的观感的。
与此同时，忽必烈也承受着汉人士大夫带给他的压力，他们总是嫌忽必烈汉化的速度不够快。
忽必烈能够成功，汉人幕僚是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的。按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对中原和南方地区进行统治，可以获得巨额财富，这是其它任何政治路径都无法比拟的。
所以汉人士大夫的观点，忽必烈也是要尊重的。忽必烈也非常乐于，让汉人士大夫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圣明天子的形象。
但是，忽必烈对全盘汉化，显然也是非常警惕的。从理性判断上说，他可能认为汉化太深不是好事；从感情上来说，他对汉文化也没有太深的感情，只是觉得某些领域汉文化有用而已。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蒙古人嫌弃忽必烈汉化太深，汉人焦虑忽必烈汉化太慢。对忽必烈来说，不管是蒙古人还是汉人，他都是既要用，又要防的态度。这时候，很自然的想法就是：色目人特别好用。
色目人刚好构成了蒙古人和汉人之间的一种缓冲。
我重用色目人，蒙古人指责我过分依赖汉法的时候就很好回应。没有那么汉化啊，你没看见我用的都是色目人吗？那是没出草原的时候，我爷爷成吉思汗就在用的奴才了，用了几代人的奴才，真的是亲奴才。
与此同时，汉人的思维嘛，皇上圣明，奸臣误国，我们圣明的皇帝忽必烈之所以汉化步子不够大，都怪色目奸臣拖后腿了。这样汉人的怨气，就不冲着皇帝来了，也不冲着蒙古人来了，就冲着色目人去了。
而且，色目人用起来也确实放心。色目人既不像蒙古人那样拥有强大的武力，也不像汉人加南人那样有庞大的人口。他们到中原汉地来，是没有根基的少数派。
还有，色目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强行发明出来的，他们就像是一个收纳盒，其中什么族群的人都有，很多人彼此语言都是不通的。所以，不用担心形成一个凝聚力很强的色目共同体。
所以，忽必烈重用色目人，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玩弄一种平衡术。历代雄才大略的君主，都喜欢耍平衡术。只可惜，政治斗争当中，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多，忽必烈算是平衡术玩得比较成功的，但玩到后来，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简单说下这个事。
忽必烈特别重用的一个色目人，叫作阿合马。他是一个来自中亚的回回人。回回人大致是泛指来自中亚、西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族群。
阿合马是《元史·奸臣传》的头号人物。他的长项是善于理财，用汉人的传统表述，称为“兴利之臣”，可以塞进桑弘羊、王安石那一款的奸臣模板里去。
区别就是，王安石好歹本意是爱民；阿合马滥发纸币，疯狂加税，强推各种专卖，强制百姓借高利贷……各种操弄手法，更加没有下限。
忽必烈刚当皇帝后不久，就非常看重阿合马搜刮民间财富的能力。忽必烈的朝堂上，汉人士大夫抨击阿合马的声音，真是如同滔天巨浪。但忽必烈就是不听。显然，忽必烈非常重视阿合马带来的财政收入，好支持自己南征北战，以及大手大脚滥行赏赐。
到1279年灭掉南宋，忽必烈已经重用阿合马将近二十年了。这时，金莲川时代就辅佐忽必烈的汉人幕僚，去世的去世，老病的老病，越发显得没有人能够制衡阿合马了。
于是，汉人士大夫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忽必烈的太子真金身上。这个真金从小接受的是汉化教育，身边也有一大批汉人文官。
有一点很重要，真金为什么能早早被立为太子？是因为忽必烈听取汉人士大夫的意见，“早定国本”，这实际上是对蒙古传统的一种否定。所以，太子真金的汉文化教养固然比忽必烈高得多，太子真金对汉文化的认同程度，更是深得多。
于是，到了1282年，出了这么一件事：三月份，忽必烈按照惯例去上都避暑，皇太子真金随从。阿合马留在大都，继续在中书省负责日常工作。
这时候，有人弄到了太子真金的仪仗，假装太子有事返回大都，要召见中书省全体官员。
阿合马当时是有点疑心的，但是也没有想太多，就去了。结果有人上来一铜锤，铜锤打得你碎纷纷，把阿合马的脑袋砸得粉碎，别的中书省官员，也有的被杀，有的被囚禁。
这时候，有人发现不对劲。这才调动兵马，把假冒太子击毙阿合马的这批人，给抓起来了。
这事汇报到忽必烈那里，忽必烈当然震怒。但是处置结果，算是非常低调。
最终定性，认为杀死阿合马的主谋，就是那个用铜锤击杀阿合马的人，他叫王著，早就痛恨阿合马了。王著还有一个同谋，是个妖僧，善于煽动，叫高和尚。这俩人是主谋，这也就是意味着，不用牵连太多人。
案件审理过程中，还不断有人给忽必烈汇报阿合马的罪行。据说，忽必烈终于醒悟，原来阿合马这么坏，命令将阿合马开棺戮尸，并且说：“王著杀他杀得好。”
《元史》等书的这类记载，是元朝愿意公布出来的真相，但肯定不是全部真相。
不确定太子真金是否和阿合马之死有关。但太子和他身边的汉人文官，都讨厌阿合马，是众所周知的；杀阿合马的人，能够使用太子仪仗，骗开大都城门，调动官员和军队，就算和太子本人无关，也一定和太子身边的重要人物有关。
忽必烈不追查幕后主使，相反，就坡下驴说杀阿合马杀得好，大概主要两个原因：
一是感知到了，汉人怨气非常巨大了，就借阿合马一条命，给大家出个气吧。
就在阿合马被杀这一年，还有人想劫天牢，把文天祥救出来，让他带领大家一起抗元。所以，忽必烈也是在这一年，下决心杀死文天祥的，不能让你再给外面的人利用了。
二是，怕彻查下去，真把太子卷进来。
但是显然，忽必烈和太子真金之间的裂痕，已经很难挽回了。何况还总有想把事情闹大的人。
阿合马死了，阿合马搜刮民财的政策还要继续。又过了三年，1285年，有个御史上奏章，说忽必烈年纪大了，要求忽必烈退位，传位给太子。
忽必烈这年七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是不小了。但是，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小小御史出来胡说八道。御史台的长官就把这道奏章压下来了。但是，阿合马的余党知道有这份奏章，就无论如何想要把奏章弄到手，把事情闹大。
闹到最后，太子真金就不明不白死了。就是说，忽必烈借色目人玩弄平衡术，到底还是以自己的儿子作了代价。
有一个意大利人，亲身经历了当时色目人和汉人的斗争。意大利人也算是色目人，他当时非常恐慌，记录了一些色目人当中半真半假、以讹传讹的谣言。
比如，当时大都城里的契丹人约定举火为号，一起动手，把所有的大胡子全部杀光。因为大都城里，有蒙古人、回教徒、基督徒，都是大胡子，只有契丹人自己没有胡子。——当然，这个意大利人笔下，所谓契丹人，其实是指汉人。当时的欧洲人，基本都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意大利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
知识点二：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
马可·波罗出身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族。当时，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国家的概念，威尼斯倒是一个共和国城邦。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三叔，到东方来做生意，顺着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往东走，大概是在1265年，他们到达元朝的上都，在金莲川那里，受到忽必烈的接见。
回到欧洲后，他们宣称，忽必烈交给他们两个任务：
一，出使罗马教廷，请教皇选派精通教义的教士百人，到中国来；
二，去一趟耶路撒冷，从耶稣圣墓的长明灯上，带点圣油回来。
反正，到了1271年，这兄弟俩才再次踏上前往东方的旅程。这一次，马可·波罗也跟着父亲和叔叔上路了。1275年夏季，一行人才终于抵达了上都。每年夏天，忽必烈都会到上都避暑，并处理草原和西方的各种事务，所以他们又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
马可·波罗说，忽必烈见自己聪明谨慎，又会好几种语言文字，很喜欢。于是马可·波罗就奉忽必烈之命出使各地，都令忽必烈很满意，因此他们在中国住了十七年。
波罗一家在中国时间长了，不免有思乡之情，但一直不得大汗允许。直到最后，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忽必烈要嫁一个叫阔阔真的公主到伊利汗国去，需要了解西方风土人情的人士护送，于是波罗一家得到了这个使命。送公主出嫁的船，于1291年初从泉州出发，航行了两年多的时间，到了伊利汗国。1295年，波罗一家人才回到了威尼斯。
就是说，他们是从陆上丝绸之路到元朝，又从海上丝绸之路回去的。
马可·波罗回家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296年，威尼斯和热那亚开战。马可·波罗参战了，当了热那亚的俘虏。他在狱中口述东方见闻，引起热那亚人的兴趣，因而受到优待。
刚巧，狱友里有个作家，是写骑士小说的，他把马可·波罗的口述记载了下来，这就是《马可·波罗行纪》，或者译成《马可·波罗寰宇纪》。就是说，这个虚构作家写了一部非虚构，没想到成了他这辈子影响最大的作品。
《马可·波罗行纪》这书，在欧洲影响极大，但是自从问世以来，也一直有人对它有很多质疑。
据说，在马可·波罗病危前，他的朋友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马可·波罗回答说，我还没有把我所见的事说出一半呢！
从朋友的建议看，当时就有很多欧洲人觉得，书里很多内容实在是难以置信。当然，这里部分原因是，从城市的规模、财富的集中程度、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这些角度看，当时中国确实超出欧洲太多，所以欧洲人很难理解马可·波罗说的。
比如说，当时意大利是欧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方，出现了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等几个欧洲人眼里的“巨型城市”，而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又是这些巨型城市当中最巨大的。
因为当时欧洲也没有像样的人口统计，所以这几个巨型城市有多少人，不同的学者估算的结论差距非常大。但即使高估，其中也只有威尼斯的人口超过十万，其余都是大几万的规模。至于大名鼎鼎的罗马，则萎缩得极其严重。当年罗马帝国时代，也号称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这个时候人口肯定低于五万。
当时整个欧洲，规模超过这几个意大利城市的，只有巴黎。巴黎是个异数，大概有二十万人；至于伦敦，当时虽然发展很快，但也还是小兄弟，要往后排。
而马可·波罗说，元朝的杭州，有160万所房屋。按照这个记录估算，杭州人口大概率是超过千万的。
这个数字完全丧心病狂。现在一般认为，当时杭州的人口数应该是超过百万了，但距离千万还有非常大的距离。但是，即使是取真实数字，在一个认为十万人口是巨型城市的地方，说遥远的东方有人口百万级的城市，也很骇人听闻了
当代的研究者，提出过不少新的质疑，认为马可·波罗可能没有来过中国，他只是接触过一些关于中国的记载，或者听到过中国人吹嘘中国，就跟着乱吹而已。主要是这么几个质疑点：
第一，有许多中国特色的事物，比如长城、茶叶、汉字、妇女缠足等等，这都是特别引人瞩目的，但马可·波罗提也不提。
这其实是比较没有道理的质疑。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很有视觉冲击力的长城，是明长城，元朝还没有。元朝恰恰是一个不修长城，而且前朝的长城也荒废得厉害的时代，长城并没有那么吸引眼球。
再比如妇女缠足。当时，尤其是中国北方，也根本不流行，有缠足的也仅限于汉人的上流社会女性。这些女性马可·波罗也很难接触到。
马可·波罗主要混在色目人圈子里，这个圈子不说汉语，更不写汉字，也不喝茶。
所以，马可·波罗不提这些，也没什么奇怪的。
第二个质疑点，马可·波罗说，元军攻陷襄阳的时候，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回回炮，就是他提供的技术支撑；还有他在元朝做过很大的官，做过扬州的长官。
这个绝对是吹牛，回回炮技术是什么人献给忽必烈的，元朝史料里有清楚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元军攻陷襄阳是1273年，马可·波罗一家是1275年才到的元上都，这事儿他根本就没赶上。
马可·波罗做扬州的长官，这也是绝不可能的。扬州是当时的顶级大都会，不可能交给马可·波罗这样一个外人。
或者，如果真的任命马可·波罗做扬州知州，中国的史料里一定会大书特书。但并没有史料提过这事。所以，这当然也是马可·波罗吹牛。
但是，这也不等于马可·波罗根本没到过中国。
第三个质疑点，马可·波罗如果真的像他说得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中文史料里就没提过他？
这个质疑也不是很有力。
有研究者注意到，中文史料可能还是提到过他的。《元史》里有好多“孛罗”，多数孛罗当然不是马可·波罗，但也不排除有几处可能就是他。
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马可·波罗有点爱吹牛的毛病，他在元朝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中文史料没太关注到他，这个不奇怪，但这也不等于他没到过中国。
而且，应该承认，汉语文献，视野局限性本身确实是比较大的，很多今天我们看来相当重要的事，当时的人就是不会想到需要记载的。
汉语世界，很早就有发达的书写传统，这是非常大的优势，但也带来一些局限：写人记事，都讲究要用传统的、典雅的语言表述出来。
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运用语言去表现事实，相反会调整事实来迁就语言。社会上的一些新生事物，一些前所未有的情况，本来用口语写可能是很容易写下来的，但是口语不典雅，要用传统的书面语写。然后书面语一写，就把新东西的特色，给写没了。
别说马可·波罗了，就拿大蒙古国的建立者成吉思汗来说，为什么现在所有的研究者都更重视用蒙古语写成的《蒙古秘史》里关于成吉思汗的记载，而对《元史·太祖本纪》就没有那么重视？因为正史的《太祖本纪》应该怎么写，是有套路的，《元史》按照这个套路写，自然就把成吉思汗作为草原民族领袖的特色，给写丢了一大半。
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意大利商人，跑到中国来搞这搞那，用传统语言来记录他的行为，真的是蛮难写的。
而且，马可·波罗主要在蒙古人、色目人的圈子里混，汉人士大夫本来就和他接触不多；而传统汉人的文人士大夫，兴奋点比较单一，就是盯着一些传统问题不放，对马可·波罗兴趣也不大。彼此都很漠视，汉语文献没怎么记载马可·波罗，真是不奇怪。
所以总的说来，认为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的种种理由，论据都不是很扎实。相反，认为马可·波罗是个有点爱吹牛的意大利商人，他来过中国，回去之后把自己的经历添油加醋地说了，然后又被一个写骑士小说的作家添油加醋地记载下来了，然后在迅猛传播的过程里又不断被添油加醋，可能是更合理的解释——
1450年，古登堡发明了欧洲的印刷术，此时《马可·波罗行纪》已经流行了一百多年，有非常多的抄本，不同抄本的内容差别相当大，不停有人在这边删掉、那边加点。
更重要的是，经过众多当代学者的仔细研究，认为《马可·波罗行纪》虽然有不少吹牛的地方，但大多数内容还有现实的依据的。
比如说，刚说了马可·波罗一家回威尼斯，是因为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其实波罗一家只是帮忙的，另外有正式的使臣。三位使臣的名字，马可·波罗记下来了，然后有学者从《永乐大典》里找到了一份元代文件，也提到了三位使者的名字，完全能对上。
像这种精密对应，是编不出来的——这两年关于《永乐大典》的奇谈怪论很多，好像《永乐大典》里什么都有，绝大多数是胡扯，但是这事是真有的。
一部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是质疑派的集大成作品。一部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的新证据》，这部书非常精彩，它不仅是对质疑派的系统回应，而且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元代经济史的著作。
《马可·波罗行纪》里涉及到忽必烈时代的经济领域的很多记载，不是深度涉足过这个领域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说句实话，同样是写异域见闻，比起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李志常记载丘处机西行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马可·波罗行纪》真的是信息量既大，准确度也比较高了。
还有，复旦大学姚大力老师的一个看法也非常有意思：退一万步说，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他通过他读到的材料和各种耳食之谈，拼凑出这部书的内容，而这部书里关于中国的信息，又是如此有分量，不是越发说明当时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已经非常深入了吗？
当时的汉人士大夫，对外面的世界是没什么热情的；但是欧洲社会，真是充满了要去全世界看看的冲动。虽然当时的欧洲看起来还偏远落后，但是整个社会确实已经有了昂然向上的气氛。
马可·波罗向欧洲人展示的那个美化过的东方，点亮了许多欧洲人的梦，成了许多欧洲航海家要去东方看看的动力之源。
想想也挺奇妙，他如果展示的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东方，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如果干脆是胡吹得没边，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就是这种半真半假，或者七实三虚，最是迷得人神魂颠倒。
某种角度说，之前几十年，东西方反而是翻过来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到处都是关于西方的理想化的叙事，也点亮了无数中国人的梦。很多人因此有了更强大的奋斗的动力。奋斗到后来，发现西方并不那么美好，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奋斗的过程，已经成就了更优秀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