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现在更年轻的时候，我老犯两个错误，一是瞎话张嘴就来，二是总以资历论对错。第一个错误迄今无心悔改，第二个错误让我吃尽苦头。
但是对待有些事情我比较清白，两个错误都没犯。近十年前我有个物理老师，老得让我不忍猜测年龄，蓄了极不相称的短刘海，浑浊的镜片后面是更浑浊的眼珠。他是发自肺腑地讨厌文科生。而我是发自肺腑地讨厌他。可是老天有眼，他执教的无一不是永远搞不清牛顿三大定律的史政班。
此公好以学号提问，导致的结果是有些人一节课被点名五次，有些人至死都享受着胆战心惊的快感而从未被击中。
每当人家答不上来了，他总有种不易察觉的猥琐的满足神态，并久久不发放让人坐下的指令，任凭无数齁儿大的青年，站成一尊面容尴尬的塑像。
我那时候在一所以猖獗早恋及超低升学率闻名的学校，看问题反而看得很明白。因为没太多城府杜撰漂亮话，也因为从不盲目崇拜老师。
但我后来觉着，读好学校，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虚头巴脑的自我提升，而是你终于为自己赢得一次脱离原有团体的机会。
再后来我知道了全中国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我发现好处不仅如是。你开始懂得品德与知识的可分离性。你可以只认可一个人的学识，而蔑视他的品格。
一代文史大师刘文典当初，满腹经纶，但是为人猖狂尖酸。最有名的故事是有一回师生们都在狂奔，以躲避日本人投下的炮弹。结果被沈从文赶超，暴怒，道：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跑是为了什么？
引经据典的谩骂，还是不道德。
生活一贯清苦的闻一多比较随性，讲课不用教材，学期末交一篇文章就算交差。其实本质是懒惰和责任感淡薄。
这样看来似乎好学校和好老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对等关系。
但是历史是很诡谲的，尤其是在一些没什么思辨精神的人的讲述里。一口一个某某先生、某某老师的人，你不能在其身上寄予什么批判潜能。
我头一回看《今生今世》的时候，简直被胡兰成（先生）的文笔折服，以至于久久无法接受建国后的绵薄文风。但是书是会越读越薄的。内容本身岿然不动，流动的只是意识。
崇拜的祸根在于对这一领域的不尽熟悉。
现在想来，胡兰成的精细文笔，都是他花心秉性的保护膜。他回忆结发妻子玉凤的死，写她临终时要来人参，吃力啃掉一节，又执意自己梳头，而后便撒手人寰。又写她出殡时的可怜样貌，连看客也免不了噙上一汪泪。可仅隔两三个章节，他又对张爱玲展开狂热攻势，说上若干情话，早将和玉凤的这段启蒙婚姻抛诸脑外。后来，在一段仅有三个月的分隔岁月里，火速和妙龄护士周训得拉扯成欢，并因此逼得张爱玲主动提出分开。
在胡兰成本人的叙述里，从来没表现出任何对情感变故的内疚与悔意，若非我的领悟能力太弱，就是他非但良知殆尽，还错把绝情作深情。
才华是作家的遮羞布，知识是学者的挡箭牌，历史是文人的小剧场。只是苦了无心思考的观众，把所有的无心玩笑都当了旷世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