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的春节，我和官先生一起回到他家过年。
第一次来到东北，我对东北室外的寒冷和室内的温暖如春都记忆犹新。
东北人过年真的很热闹，他姨家的表姐表妹几家人都聚在一起，而且每个人都是那么爽朗和热情，这让我这个从小生活在亲属关系疏离的人感到分外温暖，觉得这才是亲戚的感觉。
全家人都对我很好，于是，没有和父母商量，就同意了官先生母亲提出的3月16号领结婚证，6月6号办婚礼的决定。
现在想当时自己实在是太单纯，这种事怎么就连和父母商量一下的形式都没有呢？我是不是也太恨嫁了！
回到北京后的3月初，我们去进行婚检，没想到的是“奥抗阳性”进入了我的生活。
我只知道这说明官先生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至于其中的厉害根本没有去想。只是觉得这算什么，中国不是有2亿健康带菌者吗？至于他因何而得，以后会如何，一点儿也没有深入去想。
看到官先生为此忧心忡忡，我还安慰他说：“没关系，医生不是说不影响结婚吗？”于是，在我打了乙肝疫苗后，还是按照原计划去领了结婚证。
记得那天我俩专门打了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来到区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书。之后，去麦当劳吃了一顿饭表示庆贺！
其他细节记不清了，只是记得领证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甚至是略微有一些失落。
领证之后，我们暂时住在我单位的集体宿舍——一个12平米的筒子楼里，当时结婚的职工基本都是这种住宿条件，所以我也没觉得有多辛苦。
只是，那段时间之后，官先生就不去上班了，我很奇怪。他说单位在改革，而他对单位的安排不太满意，所以暂时不去上班。
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多问细想，官先生因为吃了不新鲜的海鲜，先是过敏发烧，在急诊打过三天点滴后，不知为何，竟患上了乙型肝炎。
这一下他从一个健康带菌者成为一个肝炎患者，我有点懵，而他住进了 传染病医院。
在医院治疗时，当时官先生自感很对不住我，说：“咱们离婚吧，不能拖累你！”我说：“这才多大点事儿，你有病我怎么就和你离婚呢”。
于我的性格而言，我觉得有病治病，没必要做小题大做。
而于官先生而言，他确实是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一是说明他有责任心，二也说明他这个人真的心思太重。
在当时，我只看到其一没有看到其二。在我心理，他依然是我崇拜的有能力、有抱负的一个人
在官先生住院期间，我独自找人粉刷了房间，安装了家具，并进行了布置。
由于辛苦，也因为压力大，我自己也是又晕又吐的。
由于传染病医院距离我单位太远，而且那时交通不便，我自己也每日忙碌，所以去探视官先生的次数确实不是很多，好像显得我对他关心不够。
这在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