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光绪三年）的一个清晨，一对兄弟乘船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坂仔——中国南方沿海福建省的一个山村，前往六十公里外的厦门求学。弟弟雨堂那年十岁。他的父亲——一位贫穷的牧师，对他说，“好好学习，这样你才可以去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念书，得到好的教育，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父亲的话成了他一生的激励。及至中寿，林语堂共创作、翻译书籍五十余册，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1998年在《京华烟云》的再版前言中这样介绍父亲：他是一位小说家、散文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和词典编撰者，甚至倾尽家产发明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

这种种评价，我最喜欢的，还是林语堂在《我的话》中的自述——“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林语堂一生辗转福建、上海、北京、重庆，美国、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地，执教清华北大，参与筹建新加坡南洋大学，主编和创办了被称为“论语”派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是第一个将humor译为“幽默”并推而广之的人。他与夫人廖翠凤的感情令人称羡，笔下画中却有另一个女孩儿的形象挥之不去。与鲁迅有过十年的友谊却以激烈的矛盾告终，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口诛笔伐，也几乎成为解放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陆读者对他的唯一了解。

在林语堂的五十余册著作中，大陆读者最为熟知的当属《京华烟云》——林语堂旅居巴黎时写就的一部70万字的英文长篇小说，也是林语堂的第一部小说。一生致力于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林语堂认为，“诚以论著入人之深，不如小说”，讲故事的形式比纯理性的东西更容易让西方读者接受。他一度想把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翻译成英文，后因难度太大而改变初衷，决定仿照《红楼梦》的结构写一部小说，讲述清末民初北平几个典型的大户人家的生活，即《京华烟云》。在原书的序言里，作者这样写到：这本小说仅仅是为了向人们介绍，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是如何成长，如何爱恨、争吵、原谅、受苦和享受，如何形成某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且，最重要的，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人们不断挣扎，却终由上帝统治的尘世生活。

《京华烟云》不止是一部小说，还是一部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和简略版的中国近代史。作者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和当日中国所处的时代大潮，尽可能完整地展现在外国读者面前。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写到，“以书中人物悲欢离合为经，以时代荡漾为纬。举凡风尚之变易，潮流之起伏，老袁之阴谋，张勋之复辟，安福之造孽，张宗昌之粗犷，五四、五卅之学生运动，三一八之惨案，语丝现代之笔战，至国民党之崛起，青年之左倾，华北之走私，大战之来临，皆借书中人物事迹以安插之……适成今日中国社会之断片。”时值国内抗日战争惨烈，书中故事又以动荡的中国社会为背景，客居海外的林语堂称此书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

自1939年底在美国出版后的短短半年内，《京华烟云》行销5万多册，美国《时代》周刊称其为“介绍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之作”。林语堂的挚友，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评价此书“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林语堂因为此书而获诺贝尔奖提名，但未能亲自将其译成中文也成了他最大的遗憾。林语堂曾致信郁达夫请他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将亲自作了详细注解的英文本寄给郁达夫，并为中译本取名《瞬息京华》。当时，郁达夫投身抗战，仅翻译了一部分在《华侨周报》上连载，林语堂看后非常满意。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被迫撤往苏门答腊，后于日军投降前后在苏门答腊失踪，翻译全本终成遗愿。此后，林语堂也再未发现令他满意的译本，尤其以无人能用北京话翻译为憾事。

然而，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多数作品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林语堂却对乡音——闽南语爱到极致。他在《说乡情》中动情地说，“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听她们用闽南话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分。”1965年，在海外游历多年后，年届七旬的林语堂认为是时候返回祖国了。遗憾的是两岸政治风云变幻，真正的故土回不了，林语堂只好选择了与闽南有着同样乡音的台湾。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逝世，后长眠在他位于台北阳明山的故园中。从闽南山乡走出，最终回归海峡对岸的台湾，这道海峡既是林语堂生命的起点又是终点，亦成了一道他至死也无法跨越的屏障。

2012年夏天，我有幸跨越这道海峡，在台北阳明山的林语堂旧居中，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这位蜚声国际文坛的文学巨匠。据说故居是林语堂亲自设计的，在其中抬头可见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天井，长廊里却是西班牙式的螺旋形白色廊柱，这种中西合璧某种程度上暗含了主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底蕴。正是日落时分，夕阳余晖照入林语堂昔日的书房，洒落在屋内的英文打字机、手稿以及林语堂自己精心设计的各种小物件上，仿佛一切如旧，而先生只是短暂外出。或许正是故居中留存的岁月光泽，或许是讲解员的帅气幽默，或许是先生独具的大师风范，林语堂的名字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林语堂去世时，《纽约时报》这样评价：林语堂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他的同胞和国家的风俗、愿望、恐惧和思想，在这一方面，他的成就无人能及。正如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写到，“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今日的我们，也必将在林语堂的一部部传世之作中，阅读大师的人生，和昔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