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问：“三年之丧既卒哭，金革之事无避，礼与？初有司为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丧三年，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记》曰：‘君不夺人之亲，亦不夺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无避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利者，吾弗知也。”
【翻译】
卜商（字子夏）问道：“为父母守三年的丧期，在‘卒哭’祭之后，如果遇到战争等军事行动就不必回避而去参战，这是合乎礼制的吗？还是当初只是主管官员强行这样要求的呢？”孔子说：“夏朝的人守丧三年，在死者入殓停殡之后，就辞官回家守丧；商朝的人是在安葬死者之后辞官守丧；周朝的人则是在‘卒哭’祭之后辞官守丧。古代的《记》上说：‘国君不剥夺别人对亲人的孝思，孝子自己也不能被剥夺对亲人的思念。’”卜商接着问：“遇到战事不必回避守丧的做法，这合乎礼制吗？”孔子说：“我听老聃（老子）说过：‘从前鲁国的国君伯禽，是因为有特殊的紧急情况才那样做的。’至于现在是否有人借着守丧三年的名义去谋取私利，我就不知道了。”
古语有云：“忠孝不能两全。”这短短六个字，道尽了中国传统伦理中最为沉重也最为壮烈的抉择。当个人的孝亲之情与国家的安危存亡狭路相逢，尤其是当丧期未满而战火已燃，个体应当何去何从？《礼记》中曾记载子夏与孔子关于“金革之事无避”的探讨，其核心便在于此。在我看来，丧期遇战事，自然当以国事为主，因为有国方能有家；但若有人借此特殊时期以谋私利，则必须受到最严厉的谴责。
“金革之事无避”，意即遇到战争等紧急军务，即便身负丧服，也不得回避。这并非是对孝道的践踏，而是对更高层面“大孝”的成全。在古代礼制中，丁忧守制是为人子女的根本，但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种私人情感必须让位于公共责任。明朝名臣于谦在“土木之变”后，面对皇帝被俘、京师危在旦夕的局面，力排南迁之议，挺身而出保卫北京。他深知，若国家覆灭，百姓流离，个人的家族与孝道又将依附于何处？正如林则徐之父林宾日教导儿子所言：“若国家有急切劳苦之事……此而不往，则是畏难诡避，不得为忠，安得为孝？”这种“移孝作忠”的精神，将小家的哀思升华为对民族大义的坚守，是家国情怀的最高体现。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同样的“夺情起复”，其背后的动机却有着云泥之别。我们推崇在战火纷飞时“墨绖从戎”的英雄，是因为他们是为了保全千万个家庭的安宁而牺牲了自己的尽孝时光。抗战时期，谢晋元团长在淞沪会战前夕写下家书，坦言“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也”。他将妻儿老小托付给妻子，自己则抱着必死的决心坚守四行仓库。这种在生死边缘的取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因为他们是在用血肉之躯为国家筑起长城，而非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借“国难”或“丧期”之名，行谋取私利之实的小人。孔子曾言：“今以三年之丧从利者，吾弗知也。”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礼制背后的道德底线。在历史上，不乏有人利用“夺情”制度来巩固权位。明朝首辅张居正，在父亲去世后，为了不让自己的改革大业中断，也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与宦官冯保合谋上演了一出“夺情”大戏。虽然他确实有政务繁忙的客观理由，但其中夹杂的个人权欲与对政敌的打压，使得这一行为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议，甚至被视为“不孝”与“贪权”的表现。
更为卑劣的，是那些在国难当头时发“国难财”的人。古训有云：“不能赚国难之财，天灾之利。”当国家面临战争、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若有人不是想着如何为国分忧，而是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甚至利用亲人的丧事来博取名声或逃避责任，这种行为无异于在国家的伤口上撒盐。他们或许表面上遵循了某种“礼数”，或者利用了制度的漏洞，但其内心早已背离了忠孝的本质。这种人，既无忠于国家的赤诚，也无孝敬祖先的真心，他们敬畏的只有自己的私利。
“有国才能有家”，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被无数历史事实印证的血泪真理。当战火燃起，如果每个人都只顾守着自己的孝道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国破家亡，连安放亲人灵位的一方净土都将不复存在。因此，在丧期遇到战事，挺身而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选择，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因为守护了国家，便是守护了逝者曾经生活的土地和后人。
综上所述，忠与孝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它们都源于对他人的责任与爱。在和平年代，我们尽孝于膝下；在危难时刻，我们尽忠于疆场。我们歌颂那些在丧期仍奔赴国难的英雄，是因为他们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我们唾弃那些借机谋利的小人，是因为他们玷污了忠孝的神圣。愿我们都能铭记这份家国大义，在关键时刻，做出无愧于祖先、无愧于国家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