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关到民权大概有半小时的车程，我在民权县看守所门前下了车，然后去马路对面等车。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终于来了一辆去孙六的公交车。
车上人不多，我选了个靠窗的座位，——便于观看沿途风景。
自上高中始，我就频繁地在这条路上往返。那时的我还坐不起公交车，都是骑外公家的自行车。那是一辆小自行车，然而蹬起来却很费劲，再加上三十多公里的路程，每次骑车到家，我都累的两腿酸疼。一路之上，我总喜欢观察沿途村庄房屋的变化，田地庄稼的兴衰。
吱～
公交车在田庄路口突然靠边停了下来，我以为有人上车，然却看不见人。大概等了一分钟左右，一个老人拄个拐棍颤颤巍巍上来，看情形像是住在路边敬老院的，司机待他坐好后继续出发。
大约五分钟后，汽车到达了孙六乡寨外，离外公家很近了。通往外公家的那条土路不知何时修成了柏油路。记得外公生前不止一次的念叨：听说要修柏油路了。然后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也未开工。
汽车继续往东，孙六乡大街中间不知何时有了栅栏。路的两旁陆续放着绿色的大塑料桶，——盛放垃圾。
在田庄上车的那位老人在孙六乡十字街下车，下车时一手拄着拐棍一手哆嗦着钱。司机朝车门努努嘴，示意他直接下去，不收他钱。老大爷明白司机意思后，执意要和司机握握手以表感谢，司机伸出手来和那只枯瘦的手碰了碰。
汽车依次经过了水泥厂、发电厂、程庄村，我在任庄十字路口下了车。
我背着包向北走，曾经的朱洼村馍店已经倒塌，儿时的我没少来这里用麦子换蒸馍，馍店对面的诊所倒变化不大。我还记的外公的一个表弟住在附近，只是早已相互不认识了。
过了朱洼村，谭楼村就在眼前了。路东面广袤的田间，除了方变电厂，已遍是塑料大棚，这是科技实验田；路的西面是一条小河，再往西是成片的庄稼。
马上步入故乡了，我仔细观察着路上的每一位行人，唯恐错过认识的人。进村后，首先看到最南面的一家人在门口忙着，他们看了看我后又低下头忙活了，很显然，他们已认不出我，我把嘴边的招呼语咽了下去。到了村里的十字路口，我遇到了杨海哥，他朝我我看了一眼，确认是个陌生人后就扭过头走了，我也省事地假装不认识他，在十字路口扭头向西。
我很挂念黑爷，很想看看他过的如何。在经过他家时，他家大门紧闭。我停在路上，仔细地观察着黑爷家，门前的地上有一层薄薄的黄尘，显然已很少有人经过这扇门；院中是新建的二层楼房，上层还缺两扇窗。难道黑爷又回住西面的老房子了？我默想着。然而当我经过黑爷的老房子时，发现庭院中堆满了柴火，俨然是不可能住人的情景。
马上就要到我家了，我抬头看了一眼二大爷家的大门，蓦然发现他家的大门上贴有灰色的烧纸，我猜想是我二大爷去世了。（为了纪念这位老邻居，我单独写了一篇《二大爷》，在此不再赘述。）二大爷家和我家仅有一墙之隔，而且是一道矮矮的墙，我们两家人经常站在墙的两边说话。
我刚走进家门，发现我弟正抱着他一岁多的儿子天天在门楼里玩。我弟看到我后惊奇地问：“咋不打个电话啊？我去接你。”我笑着说：“我想走走，反正又不远。”我伸手想抱抱侄子，他看懂我这个陌生人的意图之后，转头紧紧地抱住他爸的脖子，我只好做罢。
父亲在院中坐着，他和三年前无明显变化，在看到我后脸上呈现出喜悦之情。
“回来了李通？”父亲用故乡特有的问候语问着。
“回来了爸，坐这干啥呢？”我问道。
“没事，搁这坐着玩呢。”
我没再说什么，就进了屋把包放下。我妈不知从那听到了消息，也回来了，笑着问我累不累，要不要喝点水之类的话，我一一答应着。
和家人围在一起说了会话，我准备去看看南面的大伯。这次爸妈没有像以前那样表现出反感，父亲还急忙去村里的小卖铺替我买礼物去了。我知道，父辈间多年的恩怨，终于过去了！我包里也有从西北带回的特产，我备好礼物就去了。
我大伯是孙六中学的英语老师，在他五十五岁时家逢突变，大伯硬挺着把事办完后，突然得了偏瘫。他的家庭条件原本是村里的富裕户，经过十四年的消耗，现在已属村里的贫困户了。
我到时只有大伯一人在家，他坐在东屋门前，看着模糊不清的电视剧，看到我时脸上浮现出笑容。我搬个小板凳在他面前坐下，和他交流很是困难，他的病已严重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他又不能用肢体语言，我费很大劲才能理解他的意思。
不一会，大娘从地里干活回来了，她已由原来的“臃肿”身材变成现在的“苗条”身材了。想想也是，儿子不成器，儿媳也离家出走了，她既要照顾大伯，还得忙活农活，一向养尊处优的她在十几年前瞬间成了家中的顶梁柱，这十几年下来，怎会不廋。
我问了问她家里的情况，总之是烂包。唯一和这个家不搭的，或者说耀眼的，是满墙的奖状，——她孙女得的。她从地里回来，收拾完身上的扑土，不知何时点上了一支烟，抽完后就开始做午饭了。我看看无事，就起身告别回家，我大娘客气地留我吃饭，我拒绝着，其实她也知道我不会留下吃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