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我（谈家桢）登上“胡佛总统号”游船，取道日本，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跟随摩尔根（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教授读博士学位。
杜布赞斯基（杜布赞斯基是美国颇负盛名的遗传学教授和摩尔根的主要助手之一）早已为我安排好住宿，他还热情地向我介绍摩尔根实验室的情况，并代表摩尔根本人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这一切，立刻使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就这样，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留学生活。
我第一次见到摩尔根时，他已是闻名遐迩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了。这位大胡子、高身材的美国学者，在自己的学生和同事面前显得十分谦虚和热忱，这种气氛很快感染了我，使我消除了顾虑，消除了初来乍到的腼腆、局促和不安，融入在以摩尔根为核心的那个严肃、紧张而又团结、友爱的群体之中。
摩尔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和难忘的。
摩尔根是一位思想敏捷、不保守、判断力强和富有幽默感的老人，同时又是一位兴趣广泛、讲求实际的科学家。
在他的整个科学生涯中，他的思想曾纵情驰骋在生物学的不同领域中，并处处留下了成功的足迹。他所做出的这一系列杰出贡献，应归功于他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以及在探索科学的未知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穷根究底、小心求证的踏实作风。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科学事业上的任何一个进步，任何一项成就，都是群体行为的结果。
摩尔根既是一位超群的科学家，又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
他本人是著名的基因学说的创始人，染色体遗传学说经过他的科学论证而得到公认。摩尔根的睿智之处在于他的目光远大，当摩尔根实验室以它卓著的研究成果闻名于国际学术界时，摩尔根又将大量的精力用于培养下一代——遗传事业的继承者。摩尔根实验室有一套独特的培养人才的方法，在那个被世人称为“蝇室”的实验室群体中，摩尔根安排他的大弟子们具体指导学生，如此一代又一代，连绵不绝;在摩尔根实验室里，研究课题由学生自己确定，导师只在关键点上加以指导，研究的路线和需要参考的文献资料全由学生自己去探索和收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套教学方法被称为“教而不包”。
“教而不包”和中国古人提倡的“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是不谋而合的，其实质就是提倡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赶上和超过自己的老师。
于是，在这样一个团结、友爱、互谅互让、互相尊重的研究群体中，许多卓越的科学家脱颖而出。摩尔根的三大弟子中，司多芬特和布里奇与老师共享诺贝尔奖，穆勒则以开创辐射遗传学的出色成就荣登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著名的“伴性遗传现象”、“遗传学第三定律(即连锁交换法则)”就是摩尔根和他的第一代学生共同研究的结晶。
我常常说，我是学而有幸，得遇名师。
当我进入摩尔根实验室之时，正值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我决定开辟以果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学领域。在68岁的摩尔根的关心和杜布赞斯基的直接指导下，我在远离故国的花卉草从中，在奥地利神父孟德尔创建的遗传科学的崎岖小径间攀登、行进，寻求和探索生命的真谛。在那些日子里，我利用当时刚刚发现的果蝇巨大唾液腺染色体研究的最新成果，饶有兴致地分析果蝇在种内和种间的染色体结构和变异情况，探讨不同种的亲缘关系，从而深化了对进化机制的理解。
在此期间，我单独或与我的直接导师杜布赞斯基、司多芬特及在摩尔根实验室进修的法国、德国的遗传学家合作发表了10余篇很有影响的论文。1936年，我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细胞遗传图》通过答辩，被授予博士学位。这一年我2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