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二（4）【759】2024-3-28（2）

汉臣诸葛亮说：“才干须从学问中来，学问须以见识为基础。”这是很精当的议论。但是，要想人才都知道好学，有必须皇上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掌握转移社会风气的根本。臣考察康熙皇帝在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对儒学有研究的大臣每日召见他讲课，无论冬夏寒暑都不停顿，甚至在过生日、在平三藩之乱的战争时期也不停止。在召见臣侍时，也与他们反复探讨学问上的事。因而当时人才济济，爱好学术的人多。到了康熙末年，那些博学伟才者，大半都是圣祖所教谕而成的。皇上正当青春，与圣祖讲求学问时的年龄差不多，以臣的愚见，拟请在二十七个月（所谓的三年守丧之期）后，恢复圣祖每日进讲的旧例。例如此，则会传播于四海，人人闻风响应。皇上召见臣侍时，与他们从容讨论那些学问的疑难问题，遇有无才能者，则勉励他们向学，并严厉整治办事模棱糊涂疲惫拖沓的风气；遇见有才干者，则愈加勉励他向学，用以纠正他的刚愎自用、刻薄苛严的偏差。如此十年之后，于人才方面必定大有起色，一人倡导好学于皇宫，众多英才在全国各地受到鼓舞。他的发微在此，而收效则在其他地方。康熙年间的往事，于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鉴于当今的萎靡不振、因循守旧，故而以振奋有所作为相期待。又考虑到今后或许会因此而张扬狂妄，于是又以《诗》《书》等经典来加以惠泽。只是为了在潜移默化中来纠偏，并不想矫枉过正。人才的转移之道，大致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是什么呢？凡人才未入官场者，故且不论，其已入官场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这些部门最是人才聚集之地，将来内廷的卿相，地方上的督抚，大致不会出这八大衙门之外。此八大衙门中人才数千，皇上不可能一一都知道。培养这些人才的责任，不得不交给各衙门的堂官（正副领导）。所谓培养的方法约有几点：一为教诲，一为甄别，一为保举，一为超升。堂官对于部属来说，一句话的嘉奖，都可以令他们感激图报；半句话的批评，他们都会畏惧而改正过错。这就是教诲的作用，不可轻视。荆棘不拔除，则兰蕙长不好；害马不去掉，则骐骥的志气就不会舒张。这就是甄别的作用，不可轻视。嘉庆四年，十八年，朝廷两次令各部堂官推荐中下级官员。这就是保举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一主事身份而得到人参的赏赐，外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则以主事的身份而充任翰林，入南书房当值。这就是超升的先例。可以这样说，人才譬如庄稼，部门领导的教诲好比栽植培育，而甄别则好比分别良莠，保举则好比灌溉，皇上的越级提拔则好比甘雨时降，禾苗得此而蓬勃生长。各部门堂官经常到机关办公，则好比农夫天天到田里去干活，才能对庄稼的成长情况很清楚。现在各部门的堂官，多为在内廷有职务的人，甚至接连几个月都不踏衙门的门，与部属们关系疏淡，除几位机要秘书外，大部分人连面都见不到。好比禾苗与稗草，听任它们自生自灭于田中，而农夫不闻不问。

教诲之法不再听说，甄别的例子也不再出现，近来奉到保举明令，又只说到地方上的官员，而不言及京官。那么，培养之道，不尚有欠缺吗？近几年来，六部人员越来越多，有的人二十年间都得不到实职，还有的甚至一辈子得不到执笔拟稿的机会。内阁、翰林院的官员数也是先前的三倍，往往十年间得不到一个差事，不能获一级迁升，这已经是让英才大受挫折了。而堂官们都多在内廷办事，年头到年尾见不到一面。比如吏部六个堂官，有四个在内廷当差；礼部六个堂官，也是有四个在内廷当差；户部六个堂官，都在内廷当差；翰林院两个掌院学士，也都在内廷当差。对于这些堂官而言，他们随侍在圆明园，本难分身去机关办事，何况还有的或兼署两个部门，或管理几处。身为中下级官员者，只能与堂官在所拟文稿请签字时传承见上一面，或者汇报工作时对面简单说几句，即使是才德都优秀，也不能得到堂官与他好好谈话的机会，又怎么能指望让皇帝知道自己呢？不少人才，近在眼前，而不能受到着意培养，真实太可惜了。

臣建议，请皇上酌量考虑，每个部门必须有三至四个堂官不去内廷当差，命令他们每天都到衙门里办事，以便与部属们互相商办公务。翰林院掌院学士，也必须有不入内廷当差者，命令他与翰林院的编修、检讨等人打成一片。务必使属官的性情、心术，让主管官员知道得清清楚楚。皇上不时询问部门堂官，谁有才干，谁品性正直，谁可以做小事，谁可以但大任。这样一来，不但各部门中下级官员的优劣情况都知道，而且各部门堂官的深浅程度也可从中测试出来。从旁考核，相互稽察，于是八大衙门中的人才概括，便在皇上的胸中掌握了。那些中下级官员们，但使他们的姓名为皇上所知晓，不必升官晋级，他们已经感激莫名了。于是保举之法、甄别之事，便可以有条不紊地符合过去的成例举行。皇上偶尔越级提拔一两个，则优秀人才一获晋升，普通官员的精神都随之而振作。培养之方，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