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书生都是社会的眼晴，当全社会都在迷茫中时，总会有书生之眼已经如炬般存在。书生之眼是文化的传承的结果，比干如此，屈原如此，范文正也是如此。
在人类的蛮荒时代，中国就有一些圣人，教化人民，带领人民走出黑暗的泥淖。
孔子，孟子昂首行走在人群的最前列。
我们不难想像，当范公身在幼小时期，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依食于亲戚之家时，那堂皇的圣贤之训时刻在招引着一颗虔诚之心，力争学有所成，报效当今。范公做到了，他最终成了自己的偶象，他所推崇的圣贤，不就是现在的自己吗？
当时的宋朝曾被历代所称颂，结束了一个五代十国的大乱局，汉族的主体地位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再也没有动摇，人口繁多，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北宋从开国之初确立的比较和谐的君臣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政治机器运转有序，再也没有发生皇权与臣权的危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时代啊！
作为国君的一方不把臣子看成是需要防备的敌人，给予臣子荣华富贵，绝不伤害臣子的生命，那么臣子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成了与国君一体的命运共同体了，以最为微小的代价，取得了巨大的人生成功，这真是一个共赢的时代。
由于皇权的独特性，登上帝位的皇帝之后代，几乎与世隔绝，生长于深宫中接受了封闭式的教育，皇子皇孙们之间的竞争也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个人能力与生存在大范围的下人中的优秀者们的巨大差距。
范仲淹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他是一个优秀者，读通了儒家经典，研究透了帝国蔽病之后，他成了一个全才，出现在帝国最需要的地方。朝政的革新，边防的巩固，州县的税收，无不深处其中。
即使是被贬，外放到邓州，也不过是这位优秀者一次短暂的沉淀，在沉淀时，仍在思考国之大事，范仲淹建学以培养人才，结交士人以相互鼓励。
恰好，滕子京求文于千里之外，一篇岳阳楼记竟成了范仲淹长久身体力行的文字宣言，他满怀豪情地说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这绝对不是什么一时心血来潮的高调，这是朴实无华的读书人的责任担当。敢于放言，天下之责任舍我其谁？且能在千百年来形成无数人的心灵共鸣，这就是一种文化的精髓，这也是我们中华生生不息的原因。
范仲淹是幸运的，他幸运地遇到了宋朝的皇帝，一些视大臣为同僚的皇帝，这些皇帝们丝毫不嫉妒有才华有能力的大臣，这种君臣合作关系在中国的历史上少之又少，但只要有，就能确保一次事业的成功。敢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不被皇帝看成是有野心的人，这太难能可贵了，这就是宋朝，这就是范仲淹的宋朝。
而今，在范公的花洲书院里，余有歌焉！歌曰:
遥遥北宋早随烟，古邓城址多变换。金人来罢元人来，洪武定鼎邓人还。太守孔氏功劳大，身先士卒筑城垣。先筑土，后筑砖。挖井建房收流民，招兵屯耕敬士贤。四方归乡不绝路，古城又渐起炊烟。百废待兴学先兴，邓州先民寻先声。大宋太守范仲淹，知邓曾留大美名。花洲书院古碑在，亦官亦师尊范公。吏民见碑从心喜，因着范公影，建个学堂百代功。士绅捐款民出力，百花洲上传书声。文风盛，状元贾黯史籍称，武风兴，姓马殿甲石碑名。可悲！人称大清二百载，花洲书院断火种。可喜！苏州请来花石匠，杭州邀来土木专。灵山古木积青阴，杏山巨石堆成山。曲廊九环绕水驻，高楼三层挂风寒。郁郁苍苍山有气，红红黄黄花添艳。范公慈颜石像刻，忧乐名句楹联镌。乐哉！春风堂香火又长燃。于是余有思焉！而今书院无学者，四方游客蜂拥来。非为山来非为水，为敬北宋仲淹才。为官一地兴学校，不悲仕途命运乖。教育后学继圣志，留下文风万民怀。有人言，“立志当立万里志，树名当树百年名”，不亦壮乎！
范公千古，忧乐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