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廊庙乏材：一诗明志、一书言政、一争开局
王安石中进士后，表现得与众不同。大多数人都是急于到朝廷里去做一些清要的、和皇帝有更多接触机会的官，以求得更快的升迁。王安石却表现得非常不着急，一直在地方上工作。
一诗明志
王安石当然不是不想做大官，这是先秦古儒的一个信念：做官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行道”，也就是实践伟大的政治理想。孟子说过，如果家里条件实在困难，没法行道的时候，可以做小官，解决收入问题，但不要做大官。王安石非常推崇孟子，他的行为，可以从《孟子》书里找到依据。
王安石有一首诗，是写庐山的松树的，诗极好，而且显然他是以松树自喻，就是把自己当作这棵松树的：
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
万壑风生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
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
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
“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这棵松树，高入青天，但是不在树林里。就是我不愿意和别人一样的意思。
“万壑风生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千山万壑，山谷的风，山头的月，成就了这棵松树的高洁。
“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我为什么这么优秀？是我为天地乾坤立心，天地乾坤成就了我，不是说我扎根的这一片土壤，对我有什么栽培。这一联厉害！能写出这种诗句来的人，就是把自己放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之外的。宋代的士大夫，你这年科举考中了，录取你的考官是你的大恩人，是他栽培了你；和你同一榜的进士，大家是同年，要互相提携。可是王安石说，这和我没有多大关系，是天地乾坤成就了我，我要回报的也是天地乾坤。
“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如今朝堂之上有人才吗？没有，所以是用得着我这样的人才的。但是，用我，需要有能让我施展抱负的人。没有优秀的工匠，就不要去浪费优质的建材。
这就是王安石。别人不做官，可能是因为清淡恬退，要当隐士。可是王安石是不想当隐士的，就是觉得施展抱负的时机未到罢了。
一书言政
做地方官期间，王安石表现很好，名声越来越大，到嘉祐三年，朝廷不顾王安石的抗议，到底把他调到三司度支判官的岗位上，这是负责财政核算的中层官员。王安石就决定干脆把这些年自己关于理想政治的心得，好好说一说，于是他给宋仁宗上了一封万言书，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
这道《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虽然长，谈到的问题其实并不多，最核心的就是说，当今大宋朝没有人才，不但朝廷上没有人才，民间也没有人才。
挺有意思的，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被誉为“龙虎榜”，录取的有苏轼、苏辙兄弟，理学家程颢、张载，还有很多名人，后世甚至有人说是“千年第一榜”，往后科举考试一千年，再没有一榜就涌现这么多人才的了。但是仅仅一年之后，嘉祐三年，王安石就说，大宋朝从朝廷到地方，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没有人才。
王安石为什么说没有人才？因为在他看来，大宋朝的整个人才培养机制和用人机制都出了问题。
“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
科举考试，考的是如何写文章，写作技巧方面卷到了极度消耗生命的地步，而所有这些训练，和处理行政工作一点关系没有，所以为了科举考试所作的训练，不但不能培养人才，而且把好苗子全毁了。
“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
尤其糟糕的是，在人才培养的方案当中，没有军事方面的内容。古代可不是这样，古代的士人，都是文武全才。可是如今的士大夫，只学文，不学武，整个社会风气已经被变得，你都不用是上流社会的人士，你就是一个村里是体面人，你就不会愿意去当兵。
“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
结果军队里都是些奸诈凶悍的无赖，这样的军队怎么指望有战斗力？王安石问：如今有谁不知道，我们的军队是根本完成不了国防任务的？可是天下读书人，仍然以掌握军事技能为耻辱，所以哪里去找国家需要的人才？
万言书送上去了，宋仁宗什么反应呢？太长不看，其实可能看了，但是他没有给什么反应。
不给反馈是一点不奇怪的。王安石说的是不是实情？显然就是。但宋朝之所以选择科举不考实际问题，之所以制度性地歧视军人，也是有原因的，我们前面都分析过。大宋朝的祖宗之法，最关注的问题就是：维持稳定别出乱子。选拔实干型人才，并且让他们投身军事领域，是有很大风险的。王安石这封万言书，可以说是把宋朝建立以来的政治传统，整个给否定了。
你说让宋仁宗怎么办？种种所谓“防弊之政”，虽然把内部的潜在风险管控得死死的，却也把整个国家防范外部冲击的能力，削弱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这也不是皇帝所乐见的。但整个官场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要改变，可不是做点修修补补的小改革就可以的，必须是根本性的社会转型。转型风险是非常大的，整个社会因此崩盘，概率都是不低的。
嘉祐三年，宋仁宗已经在位三十五年了，皇帝当得比较懈怠了。自己这一辈子，和士大夫关系处得非常好，可以想象，由士大夫书写的史书里，自己留给后人的形象，会比较正面。我临到这把子年纪来个大变革，否定这些士大夫，也否定三十多年来的自己，干嘛许的？
所以宋仁宗时代，王安石是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但是，宋仁宗心里应该多少还是认可王安石的看法的，所以到嘉祐五年，宋仁宗就让王安石来给自己修起居注，下一年又任命王安石为知制诰，也就是让王安石给自己草拟诏书。宋朝知制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将来升为宰执，也就是进入执政班子的概率非常高。还有，宋仁宗还三次让王安石充任考试举人、进士的官员，也就是你对如何选拔人才想法那么多，就让你试试看的意思。
所以宋仁宗的态度大概是，王安石这个人我是不打算重用了，留给子孙后代，将来的皇帝，可以考虑用。
一争开局
嘉祐八年，宋仁宗去世，刚巧这年王安石的母亲也去世，王安石于是回家守丧，因此避开了朝堂之上那场激烈的大争论，也就是所谓“濮议”。
宋仁宗没有儿子，即位的宋英宗，是仁宗的堂兄弟濮王的儿子。宋英宗想仍然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父亲，仁宗是宗法上的爹，但对濮王这个血缘上的爹也不改口。这件事，宰相班子里的韩琦、欧阳修这些人，想法大概是：赶紧翻篇吧，行行行，皇帝想管亲爹也叫爹，那就叫。但是朝廷里的谏官不干了，天下士大夫也普遍觉得，不能让皇帝这么由着性子来，这不合礼法，纷纷抗议，表示不行，英宗已经过继给仁宗了，只能管自己的亲爹叫伯伯。
这是由皇帝可不可以管亲生父亲濮王叫父亲引发的争议，所以叫“濮议”。古代历史上，类似的争议影响又很大的，有三次。除了这次，还有西汉哀帝一次，明世宗嘉靖皇帝一次。那两次，权力斗争的因素都很突出，汉哀帝是想借着这事打击掌权的外戚，也就是王莽家族；嘉靖皇帝是想借着争议，摆脱宰辅大臣的控制。只有宋朝这次，不太像是权力斗争，确实就是在为几个抽象的道德原则在争。
支持皇帝管亲爹叫爹的宰执们，韩琦、欧阳修这些人，都是老前辈了，阅历很丰富。皇帝想管亲爹叫爹，礼法上是不容易说通，但皇帝对先皇有点怨念，想想这么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也是人之常情，先顺着他来，赶紧翻篇儿。当了一段时间皇帝了，感受到皇权的魔力了，自然就会感念是先皇把皇位传给他了，何必现在急着和他对着干呢？
这种做派，说好听点叫务实，难听点说就是油腻。
反对皇帝管亲爹叫爹的台谏官们，最有代表性的像司马光、范纯仁等几位，都是家教非常好，也被长辈保护得特别好的官二代。这样的人，容易有道德洁癖，往往倾向于用自己从书本学到的一些原则，来衡量世间的一切，而且在捍卫原则的时候，特别容易自我神圣化。既然觉得自己很圣洁，我的对立面，自然就是大奸大恶之徒了。所以当时他们骂韩琦、欧阳修，道德指控非常严厉，话说得很难听。
清水一样的台谏官，碰上难免油腻的老宰执，清水泼进滚油里，那可不就得炸锅吗！
濮议持续了将近两年，结果是台谏官几乎都被赶出朝廷，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的名望，也受到了严重损害。
有一种分析说，宋英宗是故意挑拨宰执和台谏官斗得两败俱伤，这大概是高估英宗的智商了。但这场争论斗得这么难看，结果确实让宋英宗对朝堂上的官员，有了瞧不起的想法，这是史有明文的：我从前没当皇帝的时候，望着侍从大臣们，觉得他们都是天下之选，百里挑一。现在才知道不是这样的。
英宗这么想，英宗那个已经是青年，并且远远比英宗聪明的儿子赵顼，也就是未来的神宗，当然更加会这么想。
那么，是谁早就指出，如今大宋朝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方案，不但选不出人才，而且摧残人才的呢？就是王安石。
濮议结束后不过一年，宋英宗就去世了，儿子神宗即位。一开始神宗当然还不至于就想到用王安石当宰相，但显然已经把王安石列入重点考察对象。
神宗即位是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这年的闰三月，神宗任命原来在家守丧的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调王安石进京任翰林学士。
两个任命，王安石都没有推辞，立刻上任。
做江宁知府也就算了，做翰林学士，王安石不是一向很排斥到朝廷里做官的吗？总是极力推辞，这次怎么不推辞了？
有人据此认为王安石虚伪，主要恐怕还真不是虚伪。我们再看下前面引过的两句诗：“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没有良匠，别来烦我；有了良匠，那就应该用我了。
显然，王安石认为宋神宗就是自己的良匠，他认为自己大展宏图的时机到了。
知识点二：开源节流：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分歧
王安石长期不愿意到朝廷任职，宁可留在地方。王安石不是恬淡谦退，其实他就是对朝廷里的气氛瞧不上，随便什么鸡毛蒜皮的议题，就可以无限扯皮，王安石觉得去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但是年轻的宋神宗当了皇帝，一召见，王安石立刻就去了。
新皇帝新气象，让自己施展的政治环境，终于有可能要出现了。还有，王安石这时已经享有大名快三十年，四十八岁了，再不去朝廷争取一下，自己脑海中已经非常成熟的政治变革蓝图，就没有实践的机会了。
宋神宗熙宁元年春天，王安石来到了京师开封，这个时候，司马光也已经是宋神宗身边非常重要的官员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本来挺好，两个人都是道德高尚，性格又有点轴的人，所以有些事他们本来是很能相互理解的。比如王安石这次进京做官，很多人觉得王安石此前二十多年的拒绝，都是沽名钓誉，司马光就表现出对王安石超越常人的信任，认为绝对不是。
但是同殿为臣之后，两个人很快就产生了很多的意见分歧。
第一是所谓“本朝百年无事”。
这个概念，是司马光在宋仁宗末期提出来的，后来大儒程颐等人，又作了进一步阐发。总之，我大宋的祖宗之法棒极了，西周灭亡以来，一千七百年了，再没有我大宋这么好的时代了。
对“本朝百年无事”这个提法，宋神宗喜不喜欢？他没法说不喜欢，因为这是对列祖列宗的歌功颂德；但骨子里恐怕相当不乐意：因为祖宗之法这么好，那就意味着现状虽然问题很多，但是也只需要修修补补，不需要根本性的变革。
于公于私，宋神宗都是很想作大变革的。
于公：是这么多年来修修补补总不见效，很多问题还越修补越严重，这是仁宗一朝已经证明了的，不进入深水区，改革实在是看不到什么希望。
于私，神宗的爸爸宋英宗是以宗室旁支的身份继承仁宗的皇位的，在位三年多，没有什么好的表现，倒是和仁宗皇帝感情不和，至少高级官员是都知道的。宋仁宗在士大夫那里，口碑有多么好，就意味着英宗皇帝在士大夫心目中，得分有多低。
作为英宗的儿子，神宗怎么才能扭转形象？必须要做大事。相反，鼓吹百年无事，夏商周之后一千七百年来本朝第一，那就不需要有什么大动作，宋神宗就只能是满朝士大夫面前的一个弱势皇帝。
所以，王安石进京之后，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的时候，就问了王安石一个问题：“唐太宗何如？”
这一问，就说明宋神宗不认可本朝超越唐朝，他想效法的对象，不是本朝的祖宗，而是唐太宗这样开疆拓土大有作为的皇帝。
结果王安石给宋神宗的回应，可以说是大大超出了宋神宗的预期。王安石说，唐太宗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应该效法尧舜，做出比唐太宗更伟大的事业来。
宋朝人说唐太宗没什么大不了的，倒是不稀奇。如果王安石回答，唐太宗不行，还是本朝的祖宗好，宋神宗大概就会很失望；但王安石说的是，陛下可以学习尧舜，而且学尧舜一点都不难，宋神宗就心潮澎湃了。
于是宋神宗问，“本朝百年无事”，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当时时间来不及了，王安石没有展开说。回去之后，王安石就写了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给宋神宗递上来了。
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位皇帝有多么伟大，当然不能否定，这篇文章歌颂他们的篇幅占了一大半。但是篇幅其实不重要，我们日常和人说事情也是，“虽然……但是……”，“虽然”的部分可能说得更多，但重点肯定在于“但是”。歌颂完宋仁宗，王安石话锋一转，本朝问题很严重了，于是列举了一堆问题。
大宋朝问题重重，其实谁都知道。很多研究者也注意到，王安石说的问题，不少是司马光也早就说过的。为什么司马光说，宋神宗就不太当回事；王安石说，宋神宗就非常激动，把王安石这道札子，反复看了好几遍呢？
区别在于对问题的定性，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司马光说完问题之后，会说祖宗之法是好的，现状不够好，是因为下面的人执行得不够好，偏离了祖宗之法的轨道。所以陛下应该克己复礼，别折腾，回到祖宗之法的正确道路上来。
但王安石说的是：
“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
这一百年，夷狄其实挺弱的（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没有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所以才天下无事。“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之所以百年无事，是老天爷帮忙。
这话其实说得非常重了，所以王安石也赶紧找补了两句：老天爷之所以帮忙，也是因为我大宋的祖宗人好。但老天保护和祖宗人好，都不会一直管用，所以王安石最关键的一句总结是：“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陛下你要做的不是克己复礼，而是大展宏图。
所以，假设说你是宋神宗，心高气傲的少年皇帝，你是爱听司马光的还是爱听王安石的？
开源还是节流
王安石鼓动宋神宗有为，司马光其实也不是绝对反对皇帝变更制度，所谓要尊“祖宗之法”，祖宗之法是什么，也是有解释空间的嘛。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另外一场争论。
那场争论是两个人对“本朝百年无事”作了不同的阐释，并没有直接过招。这场争论就可以说是当面锣、对面鼓的了。
宋神宗举行了一次祭天仪式，仪式办完，照例要赏赐官员。当时的宰相曾公亮，主动提出今年河北地区水灾，给我们这些官员的赏赐就免了吧。但是有人提出，这笔赏赐也没多少钱，免了也无助于缓解当前的财政危机，反而有损国体。
为了这件事，司马光和王安石，当着宋神宗的面，相当于是吵起来了。事本身是小事，但是两个人对财政的理解，最核心的一句话都是在这场争执的时候说出来的。
介甫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
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
介甫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光曰：“此乃桑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传家集》卷四十二《迩英奏对》
王安石认为，小钱没必要省，只要善于“理财”，不用增加老百姓的赋税，仍然可以做到国家不缺钱，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认为，这怎么可能？“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社会财富的总量，是恒定的，朝廷的钱多了，一定是残酷盘剥百姓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谁说得对？不要拿今天的标准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谁说得对？
其实哪怕在当时，也不存在绝对的对错。
司马光和王安石这里的观点有分歧，可能首先是因为，他们两个看见的大宋朝景象，是非常不一样的。
司马光是山西人，他走上仕途后，在朝廷任职的时间多，做地方官的时间少，而且基本都是在北方做官，尤其是在西北地区的时间比较多。
司马光认为，天地之间的财富总数就是那么多，不可能增长。司马光熟悉的大多数地方，还真是秦汉以来经济没什么发展，有些地方甚至退化很严重。——人类的活动，难免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环境基础不如过去了，这片土地的产出当然也就今不如昔了。古代那点有限的生产技术进步，不足以抵消这个退化。所以司马光的视野所及，觉得“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实在是太正常了。
司马光最熟悉的繁华都市，就是大宋朝的首都，东京汴梁了。而东京是一个“折叠”得特别严重的城市。城里的权贵手里集中了大量财富，能够直接为权贵提供服务的群体，也分享了一些好处，但是大量的底层平民，生活是非常贫困的。
像《东京梦华录》这种南宋时候回忆美好过去的书，写的当然也是事实，但是加了很厚的滤镜。如果把眼光投向底层民众，开封城的很多景象都惨不忍睹。冬天下一场大雪，道路上就有很多冻饿而死的尸体；夏天一场大雨，城中积水，又会淹死很多人。宋英宗时候的濮议，期间下了一场大雨，淹坏无数房屋，无人认领的尸体就有1500多，总共淹死多少人就不知道了。
这种情况下，朝中官员仍然待遇丰厚，动不动这个赏赐、那个恩典。司马光看得最多的是这样的景象。所以司马光想到的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自然是不能再给老百姓压担子了，得国家省钱。
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是江西人，宋代江西的经济、文化发展很快。这次入京之前，王安石在朝廷里做官的时间很短，长期担任地方官，基本上一直是在南方做官。我就直接说今天的地名：王安石在扬州、宁波、安庆、常州、南京这些地方任职，这里只有安庆经济落后一些，王安石的诗里称这里为“荒州”，很荒凉的地方。但哪怕是这个荒州，也比司马光熟悉的西北地区，经济发达得多。
这些地方当然也有很多穷人，市场上可以看见被抛弃的、快要饿死的婴儿。最引起王安石关注的，是贫富差距严重，就是说穷人虽然穷，但有钱人是真有钱。
作为一个道德感很强烈的儒家知识分子，王安石同情穷人，厌恶甚至痛恨富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官府背景，就靠自己的经营和金融能力发财的富人。
王安石远远超越同时代儒生的地方则在于，王安石关注到这些有钱人是怎么赚钱的，并且也注意到了，这种赚钱方式不是简单的富人剥削穷人这么简单而已，固然是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这些行为，也确实刺激了经济的活力，带来了财富总量的增长。
于是王安石想到，这个钱可以官府自己来赚。有钱人给穷人放高利贷，王安石作为地方官，也给穷人提供贷款，利率比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豪低得多。结果，穷人渡过了难关，官府也获得了额外的收益。
这种获益方式，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很多士大夫，看不到也想象不到的。为什么王安石经常是一副你们什么都不懂，我智商碾压你的嘴脸，觉得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理财”，这是重要原因。
所以王安石才会自信满满地对宋神宗说，自己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只可惜，王安石看对了开头，却看错了结尾，反而是司马光看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