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思想动物，没有思想就没有人类。不过思想有深浅之分。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和所需要的主要是一般性的、浅层次的思想和知识，这就是常识；只有科学学术研究才接触深层次的思想和知识，通常称之为“理论”。从人类整体来看，作为人类思想的主要形态，常识和理论都必不可少，它们共同对人类社会产生独特而巨大的作用。

常识大多具有实用性，是接地气的，理论一般没有实用性，甚至十分抽象玄虚。常识主要是经验性的，理论大多具有抽象性和思辨性，尤其是最深层次的哲学理论。一方面，常识具有稳定性，很多常识可以长期适用；另方面，有些常识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这些常识有新有旧，新的常识往往更有道理且适应新的变化，所以能取代旧的常识。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常识往往有一定差异、不尽相同。每个人、尤其是每个成年人都知道许多常识，哪怕他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而只有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才能了解和掌握很多科学知识和理论。常识本身不是学术，但可以、也应当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常识大多是有用和有道理的，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迄今各种哲学和社科理论大多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这样那样缺陷的，其中一类严重缺陷就是违背常识。常识本身不是理论，但好的理论应当包含常识、符合常识、能够解读常识。违背常识的理论不是好理论，至少是有很大缺陷的理论；不重视和尊重常识的学者不是称职的、实事求是的学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常识，若遇到复杂的问题则需要理论，深入思考必然需要深层次的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但不应违背常识。

道德方面的一般性道理基本上都属于常识，包括为人处世、人生态度等，如：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以理服人，不能仗势压人；言必信，行必果；等等。

理论有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存在很多争论；常识则没有“主义”和不同流派，对常识本身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学术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离不开书本，常识则可离开书本。常识既不可能太深刻，也不可能太系统，而理论必须尽可能地深刻和系统。

在西方思想史上，有些哲学家不懂常识的意义，甚至贬低常识，崇尚常识的学者们便予以反驳，例如，哈曼对康德“纯粹理性”学说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常识立场出发去批评有严重缺陷的哲学理论；英国以黎德为代表的“常识学派”对违背常识的哲学观点进行了批评；美国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等学说也较为接近常识的视角。不过这些学说在深刻性和系统性方面有较大缺陷。

1961年联邦德国学术界发生了著名的“实证主义之争”，其中波普尔等可称为“常识派”，阿多尔诺等可称为“理论派”。波普尔的主要观点都与常识有关，他主要是从常识性观点出发去批判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从我的观点看，西方自古以来各种思想理论确实都有一系列缺陷，波普尔看出存在很大问题并大胆批判，这种精神是可取的，不过他自己的观点同样有很大缺陷，因此并没有批到点子上，缺少真正的说服力。

知识大厦离不开理论，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学术研究，就不可能建成科学学术知识大厦。理论可以类比为钢筋混凝土里的钢筋，没有钢筋就没有坚固的混凝土。理论有好有坏（即有很大缺陷）。好的理论就是好的钢筋，缺陷大的理论就不是好钢筋。尽可能全面、说服力尽可能强的理论才是好理论。理论既不应简单化，也不应不必要的复杂化甚或故弄玄虚。理论既可分为不同学科领域，也要分为不同层次。哲学是最深层次的理论，各种社科理论都是次深层次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哲学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社科理论（请参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和《德国思想与文化：反思与创新》两部书及其他相关文章）。

哲学和社科理论对众多普通民众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人文社科研究者有很大影响，知识分子再对民众产生影响。每个人都要关注自身利益问题，而常识更多与利益问题相关，所以人们普遍关注常识，而不关注与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深层次的思想理论问题。而要对学术研究感兴趣，就必须对理论、尤其是深层次理论感兴趣，否则便流于浅尝辄止、就事论事。是否有教养的关键在于是否懂学术，是否懂学术的关键在于是否懂理论，是否懂理论的关键在于是否懂哲学，尤其是能否准确判断哲学理论的是非高下。

宗教典籍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常识，易懂、易记、可操作实施、对日常生活有一定意义，所以普及很广。政治学说很多内容也属于常识，政治活动主要依靠普通常识，其道理并不深奥。政治家决策大多是出于实用性原因和技巧，一般并非出于某种理论学说。自汉代董仲舒开始历代中国统治者在思想意识层面主要借重儒家学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而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常识性学说。

美国建国后几乎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完全依靠常识治国，即便是学术界也没有什么深奥的理论研究，更谈不上用理论指导治国理政。不过美国开国领袖们充分汲取欧洲历史及现实的教训，没有建立君主政体，而是建立尽可能制衡各种权力的体制。总的来说，主要自1945年即战后以来，所有发达国家都主要依靠常识来治国，而前苏联及东欧各国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则是依靠空想理论来治国。中国改革开放本身意味着回归常识，尽管并不彻底。在全球化的今天，仅靠常识治国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对外政策领域。

迄今各种空想学说不仅缺少常识，而且违背不少常识，比如搞计划经济等，所以在“人民公社化”等极左运动中完全失败。各种制度的制定和理论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复杂制度的制定与理论的关联度更大，复杂制度需要较为复杂的理论学说；依据有缺陷的理论必定制定出有缺陷的制度。当今全球化时代导致利益和观念问题都极为复杂，所以需要充分复杂的理论，尤其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

一个学者既要懂常识，也要有理论修养、懂尽可能多的理论，对不同理论的长短优劣有准确的判断。如果只知道常识，虽可能十分务实，但思想没有深度和系统性；但如果只懂理论、不重视常识，则有可能剑走偏锋、钻牛角尖、进死胡同、搞教条主义，有些哲学家和理论家尤其是这样。“真理”既包括所有正确的科学学术知识（尤其是正确的哲学理论），也应当包括所有有道理的常识，换言之，真理不应仅指科学学术研究的正确结果，而且应当符合人们的常识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