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一，魏晋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中医学学科分化日趋成熟，医学理论与技术有新的提高，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
1，《脉经》晋朝，王叔和著，成书于公元3世纪，为中医学第一部脉学专著。系统论述浮，芤，洪，滑，数，促，弦，紧等24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证。提出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滑与数，沉与伏，微与涩，软与弱，迟与缓八组相类脉的脉象鉴别。提倡“寸口诊法”，明确左寸主心与小肠，左关主肝胆，右寸主肺与大肠，右关主脾胃，两尺主肾与膀胱的三部脉位。
2，《针灸甲乙经》，晋.皇甫谧，成书于公元259年。为中医学第一部针灸学专著。系统论述了藏象，经络，腧穴，标本，九针，刺法，诊法，病证，治法等内容，还对针灸用针形状制作，针灸的禁忌，针灸经络与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症与操作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3，《诸病源侯论》，隋朝巢元方著，成书于公元610年。为中医学第一步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全书论述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症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尤重于病源的研究。
4，《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唐.孙思邈著，成书于公元652年和682年，为中医学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两书关于脏腑之论，针灸之法，脉证之辨，食疗之宜，养生之术，备急之方，病症诊治等内容。提出“大医精诚”为医学道德准则和追求的境界。
二，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迅速，流派纷呈，建树颇多。这一时期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临床各科发展迅速，医学著作大量刊行，开始有国家组织篇撰刊行中医学著作，并开始研究处方，成药，经络腧穴的规范化。
南宋，陈言著有《三因极一病症方论》，根据张仲景，“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论点，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感六淫为外因;七情内伤为内应;而饮食所伤，叫呼伤气，虫兽所伤，跌打损伤，中毒，金疮等为不内外因。
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主张火热论，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化火”，为外感和内伤疾病的主要病机，故在治疗中多用寒凉药，后人称为“寒凉派”。代表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
张从正，力倡攻邪论，提出“病由邪生”，主张”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用药攻”，故在治疗中多用汗，吐，下三法，后人称为“攻邪派“，代表著作为《儒门事亲》。
李杲（李东桓），师从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力倡脾胃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为“补土派”，代表著作为《脾胃论》。
朱震亨（朱丹溪），力倡相火论主张“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善用“滋阴降火”，后人称为“滋阴派”，代表著作为《格致余论》
三，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标志性成果是命门理论的发展，温病理论的创新，以及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及类书的编撰集成。
明代关于命门学说的发展，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张介宾提出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见解，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康复与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注重“命门之火”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
温病是感受温邪所引起的一类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温病理论源自《内经》，至明清臻于成熟。
吴有性，著《瘟疫论》，创“戾气”理论，提出瘟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而非一般六淫病邪，戾气多从口鼻而入，往往相互传染，形成广泛性流行，症状，病程多类似，不同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畜皆有疫病，但各不相同又有一定联系。
叶桂，著《温热论》，创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阐明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顺传，以及“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逆传。
薛雪，著《湿热条辨》，创新温病理论的湿热病因理论。阐明湿热病的病因，症状，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等。
吴瑭，著《温病条辨》，创立温热病的三焦辩证理论，主张“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使温病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明清时期主要医学典籍:
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徐春甫著《古今医统大全》;王肯堂著《症治准绳》;陈梦雷等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吴谦等著《医宗金鉴》，王清任著《医林改错》
四，近代与现代
随着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入，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新旧并存的趋势。如曹炳章主编的《中国医学大》，是一部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巨著。而唐宗海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即是中西医学汇通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