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昨天曾被视为80后创业先行者的茅侃侃因为创业失败，煤气自杀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朋友圈是：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
在自媒体们都嚷嚷着“第一批90后老了”时，其实“最后一批80后”也随之在历史中失去了踪影，多少30出头的年轻人们遭遇了中年危机，不仅仅是被时代记住并拿来炒作的80后先锋茅侃侃，甚至是许多80后的普通人，那些曾经意气风发地说着理想和情怀的人开始埋怨起这个时代，说着“现实终将让我们变成自己当年讨厌的人。”聚在一起像黄脸婆一样讨论着老公孩子低收入。
有人说，这是中年危机的错。有人说，是生活节奏太快，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自杀。又或许印证了海德怀特的推断，我们确实进入了“死亡与堕落的时代”。在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期，人们相信神话，期待苍天保佑；在人们扎堆公社吃稀到照得见人影的大锅饭时，人们相信理想，呼唤着明天会更好；在人们衣食无忧的太平盛世，“抑郁”的话题却甚嚣尘上，人们开始试图通过喜剧来寻求安慰，用李诞式的笑声摆摆手，“开心点朋友们，人间不值得。”
从亚里士多德到尼采，传统的西方哲学一直推崇着悲剧的陶冶或刺激，在他们的眼中，日常生活的平庸是无法让人创造的，只有悲剧才能带来强力意志，也只有悲剧才能带来神性。就哈里斯托芬那样的喜剧来看，其实是无意义的，于是在日常生活的“痛苦”中，我们一边渴望着喜剧的安慰，一边又看不起喜剧。
但我们谁都无法想象后现代的力量。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期，当高新科技开始崛起，有一天我们发现，微软小冰开始写诗，阿尔法狗下围棋超越了人类，核泄漏的威胁造成了人类无法想象的灾难……《生化危机》、《星际之门》、《后天》……甚至更多在人类的想象中无法创作的恐怖在真实的生活中开始发生，人们发现“悲剧”再也不能预知危机，给人陶冶，荒诞的时代来临。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支，第三代诗群开始了它们主场的狂欢。青年人像疯了一样，把当年泥塑的偶像摔在地上，开一场“吐槽大会”嘲讽他们“不适应时代”，将反讽式的喜剧变成了时代的主潮，却反而把他们自己变成了反讽的一员。
此时的“喜剧”的确不仅仅是虚假的狂欢，反而更像是末日的嘲笑，喜剧不再那么单薄，但偏偏要用最娱乐的方式展现出来。
有时候，我不仅是反感喜剧，更是害怕喜剧，害怕会像尼尔-波兹曼所说的那样，“一切公共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说出，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也就是说，当我们被“中年危机”、“北上广压力”、“后现代的不确定”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依旧想给自己找一条活路，于是索性放弃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不再愿意投入精力在让我们异化的工作和学习中，只是看韩剧、看综艺，然后在别人问起尴尬的话题时，会以李诞式的笑声，说“我已经放弃了做一个文艺青年”，再插播一段无所谓的广告。
但似乎这个时代又不能没有这样的喜剧，因为这是后现代专属的修辞。当我们无法掌控这个世界的节奏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吐槽来发泄压力，也还可以借着吐槽暗讽罪恶。还能够借着吐槽暂时放下身上的担子，不用假装坚强乐观的活着，因为一个段子的人生就是充满了悲剧但依然有趣。
就像我们喜欢着的李诞，他的身上其实充斥着文艺青年“丧”的气质，他其实很敏感，看到了这个社会中很多“太没意思”的事情，他说“社会就是这么运行的”，充满了无奈，也不愿谈英雄主义，至于诗与远方，在他的口中也是“不得不关心粮食和蔬菜”的生活。但无法否认，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把他看到的一切“没意思”都用最有意思的反讽修辞讲了出来，然后告诉我们，“看，生活这么难，我们还是可以开心地活，这就是时代，这就是一时代之文学。”
因为创业失败而经受不住打击，在中年的压力下选择了死亡的茅侃侃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在“太没意思”的生活中开始了喜剧创作，因为标志性的“李诞式社会笑”而走红的脱口秀策划人李诞也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现象，每一种现象都是这个后现代世界的映射，或许无奈，但也许这注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学就掌握在那些狂欢的“第三代”手中，在文章的结尾，我也只能借用喜剧诗人李诞的一句话，“开心点朋友们，人间不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