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文章送给我的父亲，他已经离开我3年零52天。三年多了，我第一次有勇气拿起笔回忆当时的事情。
2016年12月19日，父亲因病入院，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确诊小肠腺癌伴淋巴转移。发病几率低，恶化程度高。当时已经不能手术，是在后腰上方一点点的位置用穿刺介入的方法取的淋巴结做的病理。
2017年1月11日下午，我在医院给父亲办麻卡手续，哥来电话说父亲在家疼得满床打滚。我顿时心里一惊，赶紧找病房主任，主任说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怀疑是穿孔，让马上把病人带到医院来。我赶紧回家。得亏当时哥在，还有车，家离医院近，哥直接背上父亲开自己的车就去医院了。这要是等救护车的话，不知道要耽误多长时间。
当时面临的第一个两难抉择：谁陪父亲去医院，哥是肯定要去的。毕竟是大男人，要出力，而且是家中长子，关键时刻要做抉择。当时家里还有三个人，我，母亲，还有一个2岁的孩子。这就意味着，一定要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看孩子。一个是刚刚开放的花骨朵，一个是日渐凋零的生命。
这个“两难”在我从医院回家的途中就做出了选择，我留家，让母亲和哥陪父亲去医院。因为从父亲生病住院开始，我一直在积极跟医生沟通，在网络上寻求病友的帮助，自己上网查相关病例疗法等，我知道父亲的病意味着什么，我不想让母亲留有遗憾。她要陪着，我一定尊重而且满足她。我同时找了三个男同事帮忙也去到医院，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能搭把手。他们真给力，撂下电话就去了。哥不是本地人，是因为父亲生病回来的，在这边没有任何朋友。我们家的亲戚、父母的同事朋友也都不在本地，只有我自己，父母是退休之后投奔我过来的。所以我们可求助的人很少，当时是真难。哥也给几个叔叔打电话告知了情况，他们也都是即刻开车往这边赶。
父亲经过CT检查还认为是穿孔，但是不确定具体的位置，有可能是胃，也有可能是肠。医生跟我们讲，要确定位置，只能手术。但如果是胃穿孔，是不需要手术可以治好的。但若是手术了，本身腹腔就已经有大面积转移癌细胞，这样一手术会导致癌细胞更进一步扩散。让我们自己做决定：手术做还是不做。
哥给我打电话告知这一情况的时候，我一下就哭了，我迟迟不敢发表我的意见。因为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父亲麻药过敏。若选择手术，可能刀还没开，人就已经不行了。但若不动手术，无法确定穿孔的具体位置，医生无法进行更进一步的治疗。当时记得医院暂时给父亲用了一针止痛，父亲已经平稳很多，能够给我们一点时间来做决定。但不可能永远靠止痛，如果真是肠破裂，有可能腹腔感染溃烂，无法想象父亲要遭多大的罪。当晚9点多，几位叔叔都赶到了医院。他们了解情况之后，选择尊重我们作为子女的意见。
父亲麻药过敏这件事也是这次住院才知道的。前期检查需要做肠镜，父亲本身又很胆小，一辈子几乎没进过医院，所以我给父亲选择了无痛肠镜，当时还拜托了私人关系找了科主任给做的肠镜。也得亏是主任在了，听说麻药发挥药效没多久，探头都还没探近多远，父亲的生命体征刷刷下降，当时给主任都吓坏了，赶紧拔掉一切检查设备，采取紧急措施，人才缓过来。
我哭了很久，但我还保有一丝的理性，我选择站在父亲的角度替他去做选择，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他的痛苦为出发点替他做出选择。我给哥打电话，我同意手术。这么大的手术，一定是全麻，所以哪怕是出现意外，人也是在没有任何痛苦的状态下离开。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疼痛折磨。我也要赌，赌父亲可以挺过这一关。最终，哥和家中亲戚同意我的意见。哥签字手术。
手术前，我通过哥给主刀医生打电话，如实告知父亲麻药过敏的前后经过，并请当时参与肠镜检查的医生朋友亲自给主刀医生打电话，更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麻药的使用方案等。最终，手术采用了另外一种麻醉方案。
那么，就剩最后一件事了，父亲关乎生死的一关，我一定要陪着。我把孩子哄睡，请已经退休的我的老领导来我家帮我看孩子，半夜11点半，我一个人在寒冷漆黑的夜里去了医院，去到父亲身边。我竟一丁点都没害怕。
最终，父亲挺过了麻药这一关，手术成功，证实是肠破裂。医生把切下来的小肠捧给我看的时候，看到两个足有一块钱硬币那么大的破皮漏出里面黑乎乎的东西，我百感交集，丝毫高兴不起来，因为，手术成功意味着什么，我也很清楚。但没有办法，我只能这么做。
7天之后，父亲非常平静的离开，没有一点儿痛苦。我至今不后悔自己做出的抉择。因为他不痛，才是我真正要的。
三年多，我梦见过几次父亲。每次的画面都如平常生活一般，有在老家的房子里做饭，有原来他工作的那个大院，有在我这里我们一起聊天，还争执事情。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他很好，而我，也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