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是沈从文的学生，自然也继承了沈从文先生的文字血脉，但二人的气质却不同。沈从文的文字更加野趣，遣词造句带着湘西的蛮荒与朴实，自由不受拘束，还有几分粗粝。像沈先生这样未曾踏进过学堂的“校外汉”，像一匹野马一般冲入牧野，虽然很快被周遭的环境驯化，终究还是有着不同的倔劲儿的。
汪曾祺负笈昆明西南联大，因缘巧合成了沈从文的学生，但他的经历就不如先生的传奇了。正所谓文如其人，汪曾祺学不来沈从文的野趣，却也有自己的一种闲散与典雅，不愧是书香门第出来的读书种子，才气反而不是主要的，可贵的还是那种书香熏陶出来的温润与从容。
这本书《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篇篇都呈现了这种书香氤氲的闲适。谈写字、做饭、画画，颇有古之士大夫的逸致；谈小说炼文字评佳品，都是经验心得不揣私心的传授；至于聊民间文学与说戏，倒是抒发了汪老先生的创作态度，即不拘文字高下与雅俗，妙用存乎于心，则天地宽。
汪老似乎对自己的这段文字颇为得意，在本书的多篇文章中都有提及：
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树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
之所以得意，大概是因为他经过观察突然灵感一现，抓住了车窗亮块“追赶着”的印象。汪老先生是很在乎炼字的。对字的锤炼倒并不在于奇，剑走偏锋；也不在于美，须得华瞻婉约，而在于用平常字出新意。用出来要让人想不到，可仔细一琢磨，又觉得格外地贴切，似乎这个字自天地一出就这么搭配着，多么自然，然而你在之前却从未见闻。
书中提及了炼字的典故：
苏东坡作《病鹤》诗，有句“三尺长胫口瘦躯”，抄本缺第五字，几位诗人都来补这字，后来找来旧本，这个字是“搁”，大家都佩服。杜甫有一句诗“身轻一鸟口”，刻本末一字模糊不清，几位诗人猜这是个什么字。有说是“飞”，有说是“落”……后来见到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大家也都佩服。
炼字的功夫有时候需要才气，有时候需要灵感，但更多还是下刻苦功夫，只要多读多看多想，也是我等凡夫俗子可望亦可及的。
汪老谈读书，颇合我意：
……读和自己气质相近的书。也就是说，读自己喜欢的书，对自己口味的书。我不太主张一个作家有系统地读书。作家应该博学，一般的名著都应该看看。但是作家不是评论家，更不是文学史家。我们不能按照中外文学史循序渐进，一本一本地读那么多书，更不能按照文学史的定论客观地决定自己的爱恶。……作家读书，允许有偏爱。作家所偏爱的作品往往会影响他的气质，成为他个性的一部分。
都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伟大，我敬仰的木心也甚为推崇陀氏（虽然纳博科夫贬低陀氏为二流作家），但我读着他们的作品来，虽谈不上味同嚼蜡，却也说不上引人入胜。书在手中，可堪阅读，却亦可以随时丢弃。从开始看《安娜·卡列丽娜》已有数年，断断续续，至今仍未读完。读陀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开了头，就没有再坚持下去了。
书中论散文化小说，比较了莫泊桑、欧亨利与契诃夫:
莫泊桑，还有欧亨利，耍了一辈子结构，但是他们显得很笨，他们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们的小说人为的痕迹很重。倒是契诃夫，他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他超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
若以是否自然是否有斧琢痕论，自然这种散文化的随意风格更高，艺术成就也更高。但以受欢迎程度，那种经营结构的匠心更能调动读者的情绪，起伏转折，如坐过山车一般刺激惊恐畅快以及那种大劫之后的安宁，会让人更觉趣味，虽然这种趣味更接近皮相。
散文化小说更讲究意境，于是，不独读者挑作品，作品也是要挑读者的，讲究的是意境那种如神交一般的遇合。
